《他乡暖阳：美国大迁移史》，[美]伊莎贝尔·威尔克森著，周旭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560页，98.00元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场大迁徙浪潮悄无声息地在美国各边境拉开序幕。这场大迁徙的主角是美国南部黑人，目的地是美国西部和北部城市。美国普利策奖得主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的著作《他乡暖阳：美国大迁移史》正是以这场南部黑人大迁徙运动为背景。威尔克森称这场运动是“未曾被人意识到的运动”，“二十世纪最被低估的历史”。

南方黑人为何在二十世纪从南方乡村涌入西方、北方城市的贫民窟？这是贯穿《他乡暖阳》全书的核心问题。此前，学者们总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寻找答案，比如棉花采摘机的出现迫使成千上万的南方黑人离开田地，或者战时北方工厂对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吸引着潮水般的南方黑人前往北方制造业城市。毋庸置疑，这些“推拉因素”在移民的流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威尔克森通过分析口述史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新的答案：南方黑人加入移民大军是为了更有尊严地活着。

1930年代：艾达·梅·布兰登·格拉德尼决定离开

1937年深秋，在密西西比州为庄园主做工的佃农艾达·梅与丈夫乔治决心离开。虽然庄园主埃德先生待他们还算不错，从不打骂他们，也基本不曾在年终结算时突然增加债务，但这年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让他们下定了离开的决心。193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庄园主埃德先生与一大群人带着铁链和猎枪疯狂地砸艾达·梅家单薄的门板。他们要求艾达·梅交出表弟乔·李，因为他偷了庄园主的火鸡。他们在屋里搜出乔·李，用拴猪的绳子反绑着他，把他带到几英里外的树林中，吊在树上，用铁链抽打，直把他打得血肉模糊，然后扔进监狱，不再过问。然而，乔·李是被冤枉的。因为第二天早晨，艾达·梅看到庄园主的火鸡从附近的树林游逛回来。可是他们悲哀地发现没有人关心真相，也不会有人向乔·李道歉。

乔·李事件只是促使艾达·梅夫妇离开的导火线，事实上，他们一直能够感受到南方社会中那些压迫黑人尊严的微妙的等级制度。自艾达·梅小时候起，她便感受到南方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黑人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的威胁。这种感受是从什么时候萌芽的呢？或许是在她六七岁时去铁匠家打磨犁刀，被铁匠的两个儿子倒挂在井上，她大声呼喊，却无人应答的时候；或许是在那个平日里对黑人友善的白人农民在周五喝醉酒后骑着老马、拿着猎枪向黑人居住区一边扫射，一边大骂“我要把你们都打死”的时候；或许是她帮助白人妇女朱莉·麦克莱夫人卖鸡蛋，却被白人妇女呵止“不许带那个黑鬼进来”的时候；又或许是每年年终结算站在庄园主埃德先生面前，战战兢兢地祈祷他不要克扣工资的时候。南方黑人总是努力在作为自由人和奴隶之间保持平衡。他们既不想表现得太过卑躬屈膝，进而丧失尊严，也不敢努力争取自己的独立自由，因为可能会丧命。过够了唾面自干的生活，艾达·梅夫妇终于下定决心离开。

1940年代：乔治·斯旺森·斯塔林决定离开

1945年4月，佛罗里达州的水果采摘工乔治·斯旺森·斯塔林决定离开。事情的起因是乔治不满种植园主对采摘工人的克扣，趁二战期间劳动力稀缺之机，带领一群采摘工人与种植园主对抗，要求提高工人待遇。由于种植园主一时无法找到替代乔治等人的成熟采摘工，所以不得不向乔治妥协。虽然乔治领导的罢工运动获得了几次胜利，但他也因此被种植园主怀恨在心。种植园主既无法忍受工人们要求每采摘一箱水果多获得十美分报酬，更无法忍受这些原本逆来顺受的采摘工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们决心将以乔治为代表的罢工领导者带到布莱克沃特河岸的一处沼泽，动用私刑吊死他们。收到好心人报信的乔治·斯旺森·斯塔林为了活下来，选择前往纽约。

与艾达·梅一样，乔治·斯塔林在小时候就感受到了南方社会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不平等。在尤斯蒂斯市中心买冰淇淋蛋卷的时候，作为黑人的乔治·斯塔林不被允许坐在柜台前。只要白人顾客进来，乔治·斯塔林就要退到一边，让白人顾客先买。店主有时会故意问自己的小猎犬：“你宁愿做一个黑鬼还是去死？”小狗会趴在地上翻过身去装死，引得店里所有白人捧腹大笑。每到这个时候，乔治·斯塔林都在想“我怎么才能把他们都杀光”。作为生活在南方的黑人，他很早便明白，对白人要尊敬地称呼先生、太太。虽然他对这些琐碎的礼节不屑一顾，但稍有不注意便会招致极大的危险。为了人身安全，为了有尊严地活着，乔治·斯塔林决心离开。

1950年代：罗伯特·约瑟夫·珀欣·福斯特决定离开

1953年初，从医学院毕业的罗伯特·约瑟夫·珀欣·福斯特决定离开路易斯安那州，前往他心中的天堂——加利福尼亚。促使福斯特离开南方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身为亚特兰大大学校长克莱门特先生女婿的福斯特希望向岳父证明自身能力；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福斯特希望施展抱负，然而南方的医院不允许黑人医生进入手术室。除了这两个直接原因之外，福斯特对个人尊严的追求也是他离开南方的重要原因。一想到离开南方后，他就再也不用像畜生围在饲料槽抢食那样从侧门取餐，再也不用被人从厨房里抓走，然后在另一个地方处以私刑。他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在经过那些叼着鼻烟的种植园主身边时，他再也不用担心女儿的安全。他想知道那些专供给白人的水是什么滋味。他想在商店里试衣服，想坐在剧院里没有尿骚味的一侧座位上观看演出，想在医院而不是病人家的厨房里给病人做手术。

相较于艾达·梅和乔治·斯塔林因生命受到威胁而离开，福斯特更多是为了尊严而离开。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福斯特就对南方社会的等级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有一次，福斯特在大街上走着，一个白人男子从车窗探出身来。“喂，黑鬼！如果你能给我找一个干净漂亮的黑人姑娘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感到受辱的福斯特深吸一口气，看着那个白人男子说，“干净漂亮的女孩，让我想一想，让我来告诉你，如果你把你妈妈给我找来，我就给你找个干净漂亮的黑人女孩”。还没等那个男人反应过来，福斯特就消失在了七转八弯的小巷里。

自尊心极强的福斯特在发现无法反抗南方等级制度时，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十六岁时独自出门旅行的经历对福斯特后来的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一次，对毕业旅行期待已久的福斯特穿着他最体面的花呢套装，腰板笔直地拎着手提箱，踏上公交车。上车后，他看到一个铁架子支撑着的木板，木板上写着“黑人坐在一边，白人坐在另一边”。他很不满，却无可奈何。每当沿途站点上来更多的白人乘客，那块木板就会向后挪动。当那块木板被插到了福斯特座位的后面时，他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往后挪一排。最后，他坐到了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尘土飘落在他的衣服上，脸上，头发上，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被贩卖在途的牲口。“我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衣服，但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条款，这让我心情很低落。”长久以来，在南方社会被剥夺尊严的经历让福斯特选择离开。

《他乡暖阳》英文版封面

他乡的太阳更温暖吗？

艾达·梅将芝加哥视为“应许之地”，乔治·斯塔林将纽约看作“庇护所”，福斯特把加利福尼亚称为“天堂”。对于加入移民浪潮的南方黑人来说，似乎他乡的太阳更温暖。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离开南方后，他们遇到了从未料想过的困境，也发现尊严并非如他们想象一般容易获得。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未后悔离开。他们的经历也是南方黑人移民浪潮历史图景的缩影。

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在芝加哥，像艾达·梅这样刚从南方田地里出来的黑人妇女能够选择的工作少之又少。在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黑人的境遇不如波兰和塞尔维亚移民，在纽约，他们比意大利和犹太移民更难找到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或华人都比他们容易找到工作。不管是种族还是性别，黑人女性都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在纽约，乔治·斯塔林比较顺利地在纽约海滨航空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乘务员的工作，然而，工作过程中，他处处受到白人列车长的针对。

更让人预想不到的是福斯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困境。作为医生，福斯特因为不想在病人家中做手术而来到加利福尼亚。到了这里，他理所当然地以为会有黑人病人光顾他的诊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加利福尼亚，南方黑人拥有了此前根本不敢想象的选择医生的权利。种族等级制度在赋予南方白人特权和优越感的同时，也让黑人充满了自卑感。因此当他们有机会得到原来得不到的东西时，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愿意让白人医生为他们看病，因为他们也认为白人医生更优秀。福斯特悲哀地发现：“我横跨整个国家从南方腹地来到加利福尼亚，希望能够迁居到一处充满牛奶、蜂蜜、机遇和智慧的应许之地，结果发现就连我的同胞都野蛮无礼地对待我。”

移民们意识到，在新的城市落脚很困难，融入当地社区更加困难。乔治·斯塔林发现，租用同样的公寓，黑人租客要比白人租客多付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租金。艾达·梅也惊奇地发现，当黑人住户住进一个社区后，白人住户会像约定好一样从社区涌离。当艾达·梅一家终于得以买下一栋米黄色的三层公寓后，他们突然发觉与自己家隔街相对的一栋房子消失了，“那天早上房子还在，现在地上只剩下了一个小坑”。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从这里搬走了。黑人们眼睁睁看着白人像约好了一样，陆续离开这一社区。这正如社会学家甘纳·缪达尔总结的“北方悖论”：“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的北方人都反对种族歧视，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在个人领域践行种族歧视。”“个人领域的种族歧视达到巅峰之后，就在北方形成了对黑人的歧视。这就使黑人必须面对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犯罪和恶习。对于这一社会进程，普通的北方白人茫然不觉，而且也毫不关心。”

相比于南方白人，北方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表现得更加隐晦，这一点乔治·斯塔林充分地体会到了。一天晚上，乔治在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漫长旅程后，打算在宾夕法尼亚车站附近找个酒吧喝一杯。他与一名黑人同事进了一家酒吧，打开啤酒自顾自地喝了起来。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那天酒吧里除了他们两个，其他人都是白人。到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付了账单，把自己用过的玻璃杯从吧台上拿下来。酒保平静地拿起他们用过的杯子，在吧台下把它们摔碎，吓了乔治一跳。“他当着我们的面这样做了，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们并不欢迎我们。”纽约并没有竖立白人专属或黑人专属的标志，但是这个看似自由的地方却令人难以捉摸和紧张不安。

恶意不仅来自北方白人，让新移民没有想到的是，比他们先来一步的老移民也对他们充满敌意。为了防止新移民因为“不懂规矩”而破坏他们在新社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基，老移民给新移民制定了生活规范。比如不要把衣服挂在窗户外面；不要赤着脚、衣着不整地坐在院子和长廊里；不要戴头巾；在公共场合不要污言秽语、不要让孩子们沿街乞讨；不要无所事事，尽快找到一份工作；不要住在过分拥挤的房屋，不要与其他人分享床位；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在找到工作之前，不要把自己的家人接来。尽管很难一一遵从，但艾达·梅还是学会了摘下头巾，保证孩子们不在街上光着脚跑来跑去。

虽然艰难，但新移民从未对离开南方感到后悔。对艾达·梅来说，在新的城市里，她可以拒绝白人男性雇主的性骚扰并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南方，她就无从逃脱并会招致攻击。对乔治来说亦是如此，在这里，他的努力能够得到一些回报，虽然获得的回报打了很大的折扣，但他还是拥有了一些选择的权利。对福斯特来说，在加利福尼亚，他可以开一家私人诊所为病人看病，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医生，得到岳父的认可。如果还在南方，他可能终身都无法进入一家正规的大医院任职。

“我离开了南方，投身于一片未知的天地……带着融入血液的南方文明，将它根植于他乡的土壤，看看能否开出与众不同的花儿。如果它能接受他乡雨水的润泽，能迎着他乡的暖风摇曳，能伴着他乡的暖阳生息，也许能从尘埃中开出花来。”这首小诗正是二十世纪身处大迁徙浪潮中的美国南部黑人移民的真实写照。

对《他乡暖阳》的评价

作为一部叙事史著作，《他乡暖阳》的中译本出版后并未引起中国史学界的过多关注。尽管如此，伊莎贝尔·威尔克森用十五年时间调查、研究与写作，采访超过一千两百人，最终撰写而成的这部《他乡暖阳》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首先，《他乡暖阳》的叙事逻辑和结构设计反映出作者的巧思。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大体分为：三位主人公在南方的旧生活、离开南方、在移居地的新生活以及移民离开之后的南方四个板块。每一个板块都由三位主人公的故事相互交织而成。虽然从三个视角同时出发，却因作者逻辑清晰、文笔老练而不显杂乱。将不同性别、不同地点、不同富有程度的三位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做横向对比，让读者不禁思考：同样是南方黑人，受教育程度和财富积累程度不同的乔治和福斯特的身份命运为何如此不同？作为黑人女性的艾达·梅与另外两名黑人男性的经历又有哪些差异？同样是最终选择离开南方的黑人，他们三人的经历中是否存在共性？读来让人感叹作者语言文字功底的深厚和结构设计上的巧妙。

其次，虽然《他乡暖阳》以三位主人公的视角展开，却并未囿于个人经历的叙述，而是将个人经历嵌入更宏大的历史图景中。此前有历史学者从北方工业城市的经济机会、南方吉姆·克劳法和种族暴力、两次世界大战扩大了北方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南方农业机械化等角度对这次大迁徙运动的发生原因进行考察。威尔克森在本书中透过三位主人公的个人经历，从微观角度对学者之前的研究做出了回应。虽然身处二十世纪之中的三位主人公看不到时代浪潮对个人经历的影响，但是作者在书中巧妙地将他们的个人感受与时代背景相勾连，展现出历史学的独特魅力。

虽然《他乡暖阳》一经问世，便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马克·林顿历史奖、核心地带奖，以及《纽约时报》《奥普拉杂志》《亚马逊》《出版商周刊》等报刊杂志评选的年度十佳图书，但在分析史学占据主流的现如今，《他乡暖阳》作为一部细致扎实的叙述史著作在国内并未获得太多瞩目，令人深感遗憾。《他乡暖阳》将读者带入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背景中，读完一本书仿佛交了三个朋友，共度了他们的一生。阅读过程中，读者时而同情他们的遭遇，时而为他们充满未知的前途担忧，时而被他们争取自尊的不屈灵魂震撼。整体而言，这是一部能够带给读者启发的、值得一读的二十世纪美国黑人移民史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