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文丨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随着11月大选临近，民调显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在决定选举结果的几个“摇摆州”呈现胶着状态。其中由美国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而非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先幅度达15个百分点。她们还开始在特朗普最强的议题之一——经济问题上，给予哈里斯更多支持。另一个总统辩论焦点上，即女性的生育权问题，也有利于哈里斯。55%的女性支持哈里斯对该议题的应对。
这些数据显示，哈里斯应受益于其女性总统候选人这一身份，然而，这样的乐观还需要进一步审视。因为从历史来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数据显示，在2016年的大选中，女性选民中40%投票给了特朗普，而非与其竞争的同样为女性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白人女性选民中这一比例更高，47%投票给了特朗普。相比于希拉里，作为少数族裔的哈里斯可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为什么不少女性选民会支持特朗普，尤其是在白人女性群体中？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舆论界，都意识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即，无论是在选举集会还是网络平台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不仅包括被反对者们所说的“老白男”群体，实际上也活跃着非常多持有极端右翼和白人至上理念的众多女性。与上个世纪传统持有右翼观点的女性不同的是，她们当中不少人充分利用了平台的粉丝流量，成为有号召力的网红，对哈里斯的竞选构成了真正的障碍。
流量密码：身份政治和白人至上的神话
和很多媒体宣称的“选民更关心经济”不同，这些极右翼的女性更加强调身份政治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叙事，并且通过网络平台招募了大量的粉丝。在目前的极右翼女性代表中，如劳伦（Lauren Southern）、布瑞塔尼（Brittany Sellner）、拉娜 （Lana Lokteff）、瑞贝卡（ Rebecca Hargraves）、罗比（ Robyn Riley）、阿莱（Ayla Stewart）、莱西（Lacey Lynn）、陈劳伦（ Lauren Chen）等，她们都不是那种传统的保守建制派女性，而且多数都是靠自媒体上位，成为有影响力的网红。
作家希沃德（Seyward Darby）在她的书《憎恨中的姐妹们》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并不是每一个传统的妻子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但这个群体对过去独特界限的渴求使其很容易受到极右信息的影响。传统妻子和白人民族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核心目标（更多的孩子）、神话（美国道德的衰落）和憧憬（幸福的异性恋家庭）。”正是这种亲缘性招募着这些女性，而这些女性也在彼此强化立场，比如布列塔尼和劳伦都宣称，不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公立学校，以防止孩子面对不同种族的价值观会被“俘虏”。在2020年大选前，特朗普就利用这种恐惧，在社交媒体上放出了“狗哨”，“郊区家庭妇女将投票给我。她们要的是安全，并对我终结低收入住户入侵她们社区的长期计划感到高兴。”这其实利用的就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和少数族裔“入侵”的担忧和恐惧。
传统美国极右翼（如光头党、3k党）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是，他们都是同时生活在物理意义上的和文化意义上的地下室，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白人男性。相比之下，这些女性塑造了一种新的形象——爱家庭，有活力，能思考，有时也给人感觉朴实，富有同情心，营造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比如张贴自己度假旅行和咖啡馆喝咖啡的照片等。这让这些女性更具吸引力和亲和力，魅力四射，而这些贴近生活的样子成为了极右翼的宣传工具。如拉娜自己所说，“成为我们运动的代言人并稍稍推销一下是件好事。这就是宣传，也是很好的营销。”也正是这种包装和线上宣传，让极右翼的意识形态正常化和合法化，来吸引主流人群，招募年轻人。
过去极右翼通常活跃在暗网和边缘论坛，如4chan，而这些女性更喜欢在主流媒体平台上传播她们的信息，很多人自称是视频博主、企业家和作家。她们也会一改那种激进、直白的白人至上话题，通常是以家庭、旅游，甚至约会和恋爱等主题出现，其中可能涉及到移民问题和大学的文化战争以及其他极端言论，但为了绕过审查，这些话题都经过了刻意的包装。
劳伦和布瑞塔尼（Brittany Sellner）在2017年的一个谈话视频中就说，“人们喜欢我们视频的一大原因是，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谈论生活琐事、人际关系，谈论你在睡衣派对上坐下谈论的事情，只不过我们邀请人们带着镜头加入我们……这很有趣，也很自然，我们收到了很多人的评论，说‘我们想看看你’”。
网红阿莱（Ayla Stewart）是极右翼惯有的“大替代”阴谋论（宣称少数族裔和移民阴谋靠生育来破坏白人的文化）的传播者之一。2018年她在社交平台发起了“白人婴儿挑战”，声称，“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300年后将不再有白人。我们的出生率如此之低，以至于不会再有白人。如果我们想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白人就必须生育更多的白人婴儿。”出生在香港的加拿大籍的亚裔陈劳伦也制作了一个“生育的必要”的视频，说生育是要保护“我们西方-犹太基督教……的文化的责任”。
尽管她们重复的仍旧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反对“民权运动”的各种阴谋论的版本，但是在新的时代中因为平台和算法，这些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资本。这些特朗普和极右翼的女性鼓吹者者也并不是J.D.万斯那种“乡下人的悲歌”，相反她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富足，也不是在虐待家庭中长大，其中布瑞塔尼的父亲还一度竞选过堪萨斯州州长。
希沃德认为，这些持有极端主义理念的女性，更像是舞台制造者，同时也是表演者，试图主宰着观众的视线，同时不希望任何人窥探她们的幕后。这些人通过极端主义仇恨的言论，获得了大量的认同者，也满足了自我的表演欲。
事实上，哪怕是同时满足女性、少数族裔、移民这些身份，仍然可以为极右翼和白人主义至上鼓吹。除了上面讲的陈劳伦的例子，另一位菲律宾裔的极右翼知名女性米歇尔（Michelle Malkin），在参加拉娜（Lana Lokteff）的播客节目中，将美国的衰落认为是“开放移民的结果”“多元文化的腐朽”，并且认为白人对过去殖民的内疚感是大学等“文化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非白人皮肤的美国人，就可以不为殖民道歉，而白人的民族主义则应该是美国的根基。讽刺的是，在她们的对话中，拉娜一再称呼米歇尔为“亚洲人“而不是“亚裔美国人”，却自称说“我们美国人”。
粉丝收割：流量密码下的经济利益
研究极右翼女性的学者伊薇安·莱迪格（Eviane Leidig）在《极右翼妇女：社交媒体影响和网路激进化》（202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这样总结：某种程度上，平台的算法导致了极右翼的更广泛传播，用户一旦关注到这些女性，慢慢就会被推送一个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和阴谋论的世界中。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些极右翼女性也找到了一种“流量密码”，通过生活化的视频、旅游、日常美食和家庭手工等，作为留住粉丝和吸引观众的手段，通过这种亲和性的做法，在公共的社会媒体上培养自己的品牌，互相客串。同时，她们利用了一种互联网时代的“寄生关系”，让粉丝有种对她们这些网红非常亲近和熟悉的错觉，进一步用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将粉丝文化转变成一种社群活动。结果就是两者互相塑造，粉丝们强化了这些女性的阴谋论和极右翼的观点，而同时也不断招募和吸引更多的粉丝。
然后其中一部分粉丝就会被引流到极右翼的付费平台上。在宣传中，这些极右翼女性给自己树立了“小鸟依人”的回归家庭的传统女性形象，而在现实中，从带货到创业，她们充满激情。她们会把在性别、家庭和性别政治领域充斥着的大量的情绪，如恐惧、激情，巧妙地转化为情感模式，并以此牟利。
比如她们会在做饭的视频中强调这是文化、种族的传统，是养育白人家庭的理想食物，最后不忘放上链接，告诉观众去“支持我们政治观点的企业那里购买。”有些还会让观众帮助她们实现圣诞购物清单等，如布列塔尼在2021年生孩子后，让粉丝捐赠自己的愿望清单，回报则是自己的感谢卡。这些一方面让她们获得大量收益；同时让粉丝感觉融入了她们的亲密网络中，参与到了她们的个人生活中。
这些极右翼女性网红不仅在反对堕胎权、倡导生养众多等等议题上大声吆喝，甚至在极右翼意识形态打包的“拥枪权”上都会包装推销给自己的粉丝。这些女性也喜欢利用自己的孩子进行宣传，喜欢公开发布自己孩子的照片，还会添加上“上帝之国”“传统生活”等标签，这也是延续了上个世纪60年代，妇女在推动白人至上主义时的模式。正如社会学家凯瑟琳（Kathleen Blee）所观察到的，这些儿童的参与不仅有利于组织的内部运作，也同样促进了极右翼关于白种人繁衍的宣传。尽管人们都会晒自己的孩子，但是极右翼母亲使用“民族主义”等标签发布这些内容，就已经表明家庭生活就是公开的政治活动。更重要的是，她们还会利用人们保护家庭和亲属的原始本能，如网红伊劳拉（Elora）就强调外来移民会侵犯我们和孩子们，她提出的方案就是携带枪支（拥枪权），但是在推荐的同时，她也给出了链接，购买一套配套的紧身胸衣。
甚至在反女性权利议题下，这些极右翼女性网红仍然能够在这种男性主导的圈子和女性支持的厌女症之间通过巧妙的性别设定架设起桥梁，同时将这些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移民和大学等教育机构的“觉醒”运动，比如鼓吹大置换理论。但是和男性极右翼圈子的一个关键区别是，这些女性宣传的是传统性别角色的瓦解导致了社会的衰败（比如布列塔尼和陈劳伦都认为社会所谓的反男权运动是因为左派倡导自由约会和勾搭文化导致的），而极右翼的男性圈很大程度上提倡对女性有施暴的权力。即使在这样的话题下，核心仍旧是流量广告，比如陈劳伦提到这个话题后紧跟着就放上了一条链接，指向一家提供个人健康检测试剂盒的公司，同时宣称，全球男性的睾丸酮激素都在下降，呼吁粉丝们去赶紧测试一下。
目前，上面提到的极右翼女性网红中，除了陈劳伦在今年9月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她和其机构，收取近1000万美金洗钱资金，暂时不在网络上活跃外，其他网红仍旧鼓吹着极右翼的观点，在总统大选前收割流量。
相比于“女性不喜欢特朗普”“女性就支持女性”或者“少数族裔就支持少数族裔”这种简单化的看法，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在支持特朗普和极右翼的女性群体中，既有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难以消解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恐惧和仇恨情绪，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和流量密码。在平台时代，这些极端观点得以迅速传播，收获广大受众，让本来就糟糕的事情更加恶化。
这给作为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带来了新挑战，但实际上这也是给美国民众的挑战——是彼此更加分裂和仇恨，还是走向另一条道路？11月之前没有人知道答案，但至少会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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