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樊先生厚厚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又不知不觉回到二十年前的文科楼，想起在简陋的历史系小教室里听着樊先生上课的情景，樊先生当年对我们鞭策和鼓励的那些话瞬间在耳边回响。回想起来，当时樊先生给我们上课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白银资本、江南市镇、倭寇、东林，诸如此类，其实都是这本书里的重要内容，对于我来说，读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回课堂，再学习，再请教的过程。

我从小就对晚明感兴趣，当年我的姨父绰号“侯公子”，在上戏读书的时候扮演侯方域，风流倜傥，“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这是上中学时已经耳熟能详的句子。等到以后以历史为专业，学历史，读历史，研究历史，晚明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段。从学界到大众，从过去到今天，人们不断在讨论晚明，寻找明朝气数已尽的原因，从不上朝的万历，疑神疑鬼的崇祯、“流寇”、党争、宦官、东林、“三大征”、资本主义萌芽，乃至中央集权、赋役改革，直到小冰河期。更有人讨论晚明的复杂面向，为什么经济繁荣、贸易兴盛、文化发达、思想自由会和政治昏溃、官员腐败、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为什么歌舞升平转眼就变成了颠沛流离，日月无光？为什么繁华落幕得如此迅速？更有趣的是，每当后代人，如晚清、民国，一旦痛感大厦之将倾，就会往往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晚明的骇人乱象；而每当他们憧憬思想的自由，市场的繁华，也会不由自主地去回味晚明的绚烂光彩，无论是对现实感到绝望，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似乎都想在晚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其实这都是各人想像中的晚明，人们往往像盲人摸象一样，只去找自己想找的东西，却很少想去真正地，全面地了解晚明，去了解真实的晚明是什么样子的。而樊先生的《重写晚明史》真正地能让我们“将五十年兴亡看饱”，全面、深入地认识晚明这段历史，而这一点正是樊先生的《重写晚明史》的价值所在。

其实之前学界关于晚明的研究，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已经非常众多。个人以为，樊先生的《重写晚明史》相比同类型的书，至少有两方面的特点，值得大书特书，更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体会。其一是视野极大。樊先生当年在文科楼给我们上课时，就强调要用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者阿尔布劳曾指出的，全球化主要是指“所有那些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会的变化过程”。如果以此为定义，那么，全球化肯定不是从今天，甚至不是从1492年哥伦布航海开始，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经济、文化、政治不断交流、相互依存及影响的过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过去和历史。樊先生正是用这一全球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晚明，将晚明社会的大变局置于全球史乃至传统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长时段、全方位、深层次地剖析这一变局的内涵与外延。正是通过这一视角，樊先生对“倭乱”，对白银的流入，以及对江南在嘉、隆之后的繁荣等问题背后的原因就有了更加深入的揭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也正是樊先生这一深入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机遇中，处于延续与变革之间的明王朝，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一系列内部的嬗变，但另一方面却是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政治制度仍然未受到巨大的冲击，依然受困在传统政治体制和伦理纲常的泥潭中，由此也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晚明的一系列问题，其根源在哪儿。

其二是用笔极细。樊先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阔的视野，但并不让读者仅停留在一个向下俯瞰,脱离现实的视角，他更加重视大变局下的人的命运的变动。历史本质是人在特定时空中的活动，历史是由众多活生生的人组成的，这些活生生的人通过他们的活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他们又被时代的浪潮所卷裹。樊先生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数百位历史人物，从皇帝、宰执、权臣、后妃、将帅、士子一直到普通百姓，描绘了他们在时代变局下的命运流转，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来让读者体会到了“末世悲风，遍被华林”的时代悲剧色彩。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曾提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古今中外，历史学都有重视叙事的优良传统。二十世纪后，随着历史学的职业化进程，论证和分析似乎成为历史学家的主业，叙事和写人的传统逐渐被淡忘。但事实证明，在宏大叙事和分析论证的同时，关注微观细节，关注人的命运，永远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重要路径。套用一句最近流行的话“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只有当时代的大变局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人们对这一大变局才会有更加直观和深切的认知。樊先生正是通过他细致而又生动的笔触，通过描绘无数的关于“人”与时代的史学样本，由此实现了“小”与“大”“个体”与“时代”“微观”与“宏观”的交融和辩证。同时，樊先生并不只是为叙事而叙事，为写人而写人，他的叙事和写人既建立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注重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对话，吸收了当代历史学如心态史、新文化史等的学术成果，更通过叙事和写人，来回答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比如说书中关于万历的怠政的解释，对东林“党与非党”的判断，诸如此类，都是新见叠出，由此使得宏大叙事与历史细节相得益彰，同时更给予了读者在阅读时相当愉悦的体验。从这一点来看，樊先生其实为像我这样当年听他课的学生，乃至所有的历史学从业者树起了一个高高的标杆，揭示了真正有价值，既为大众所欢迎，又足堪流传久远的史学著作应该是怎么写的。

当我最后合上这厚厚的书，感觉晚明的历史留给我们后来人许多的思考，这个时代充斥了太多的悖论，我们不能指责任何人，每个人——朝廷、官员、商人、百姓都是在既定的环境中，追求属于自己的最大利益。可他们各自的努力，却拧成一团麻花，最终构造出了一个无法拆解的困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最终追求的结果变成了一种悖论？人们追求各自的利益，本是可以通过社会进步来实现的。但是在传统中国，政府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随意干预经济，利用权力肆意掠夺和蹂躏，而普通人只能尽可能地在种种压力下寻求政策的空隙来维持生计，这种政策空隙的出现，也是由于腐败的结果，同时也必然会影响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最终导致权力的崩塌。正如樊先生曾说过的，仅仅有经济的繁荣，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能力，那么培育繁荣之花的王朝就会走向末路。我想这也许是樊先生的书留给我们的更深一层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