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英] 蒂莫西·C.W.布莱宁著，李文君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丨也人，2024年8月版，587页，138.00元

在《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一书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莱宁在“导言”部分开宗明义，申言本书中所用的“文化”一词采用广义的概念——尤指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的经典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所掌握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然而，作者话锋一转，声称本书无意探索这个“复合的整体”（complex whole）的各个方面（“出于篇幅和论述焦点的考虑，忽略了性别和流行文化等重要方面”），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以古典文学、音乐、建筑、绘画等为表征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在这位剑桥大学历史教授看来，相比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如法王路易十五及英王乔治三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无疑是十八世纪高雅文化的杰出代表，值得大书特书。

针对德国“文化”概念中古已有之的反政治倾向，布莱宁援引哈贝马斯的观点，强调文化的本质属性在于政治。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由于中世纪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概念，因此公共和私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而那些行使权力之人（国王、贵族、教长）往往通过具体的方式（如徽章、服饰、雕像和诏令）在公共场合展示自身的地位和权威——权力由此通过广义的文化得以行使和呈现，即所谓呈现型（representational）文化:“只要王公和贵族仍然拥有土地……他们就能够在人民面前（before）呈现权力，而不是为了（for）人民呈现权力。”——假如说法王和英王是前者的代表，腓特烈大帝则是后者的典范。

这位自称“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的腓特烈大帝，自即位之初便立志要当“哲学王”：他要引领普鲁士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各方面超越英法等欧洲传统强国。作为启蒙哲人，他终生信奉同时代哲学家康德的名言：“作家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障。”与此同时，作为奉行开明专制的一国之君，他又深谙权力之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人民说他们想说的话。”照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Friedrich von Treitschke）的看法，腓特烈大帝一向重视专制权力，但仅将其视为富国强民的工具——“若是以权力本身为目的……在他看来是对君主荣誉的玷污。”而照康德本人的看法，这也正是腓特烈大帝文化（Kulture）自信的表现：只有自己已经启蒙，并且手中握有一支庞大军队的君主，才敢允许每一位公民“大胆说出你的想法”。

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普鲁士最高军事统帅，腓特烈大帝同时亦拥有足够资本展示其文化自信。除了母语德语，他熟练掌握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并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他晚年的时候，出于政治需要和个人兴趣，他还自学了斯拉夫语），其语言天赋，即便与当世文豪相比，亦不遑多让。与之相应的，是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他在登基之前发表的政治檄文《反马基雅维利》（The Refutation of Machiavelli’s Prince, or, Anti-Machiavel）中，主张君主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与人道主义取代邪恶的权谋之术，在欧洲引发震动。后来，他的论文《关于德意志文学》受到歌德高度评价——“德语文学史上第一个原真、重要的高尚素材就来自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的伟大功绩提升了整个民族的形象，激发起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从而对文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回忆录《我这个时代的历史》（Histoire de Mon Temps）中，腓特烈大帝对自己早年的“好大喜功”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让整个欧洲“染上了好战的病毒，就像是一名妖艳女子送给仰慕者的信物一样”。他在晚年时常回忆起先王的临终遗言——“千万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因为一旦开战，你就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终止战争”，并为此自责不已。

腓特烈大帝不仅是与伏尔泰齐名的书信作家（其通信对象包括他的舅父、英王乔治二世，他的对手、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欧洲知名艺术家，以及“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若干名士——其中仅他与伏尔泰双方往来书信便逾八百封），更是拉罗什富科式的箴言体作家。比如他在《勃兰登堡家族历史回忆录》（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中的名言：“超越人心和人类激情去寻找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总是错误的”；“君王与常人一样有两个弱点：野心和懒惰”；“虚假的热忱（zeal）是一个暴君，它会减少各省的人口；宽容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它照顾它们并使它们繁盛”；以及他在《政治遗嘱》（“Political Testament”，1768）中的名句“政府头等要紧、最为正确的原则是一国的实力来源于庞大的人口”，“谈判没有武力作后盾，就像作曲没有乐器一样，达不到好的效果”，“英国议会是人民与国王的最高审判者。国王仅有行善的全权，而无半点为恶的权力”，等等，言简意赅，在后世广为流传。

腓特烈大帝酷爱文学写作，即便在行伍之间也坚持不辍。晚年他曾半开玩笑地对达朗贝尔（《百科全书》主编之一）说，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当《阿达利》（拉辛最后一部悲剧）的作者，而不是打赢七年战争”。这也间接回应了伏尔泰的调侃：腓特烈大帝“早晨是斯巴达人，下午是雅典人”。1770年，腓特烈大帝批准为伏尔泰竖立一座雕像。在致信达朗贝尔时，腓特烈大帝宣称“伏尔泰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纪念碑，因为它们会比圣彼得大教堂、卢浮宫以及其他所有‘因人类的虚荣而致力于永恒’的建筑更为持久”——恰如腓特烈大帝本人在回忆录中所言，“我从童年起就热爱艺术、文学和科学。如果我能够为它们的传播贡献一份力量，必会竭尽所能热情投入，因为没有它们的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快乐。”

除了语言文学天赋，腓特烈大帝的艺术细胞也高度发达。他是一流的长笛演奏家，也是一流的音乐鉴赏家（巴赫父子长期担任普鲁士宫廷乐师），并时常在音乐会上客串指挥角色。1772年，英国音乐学者、伦敦“文学俱乐部”成员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大文豪约翰逊博士挚友、女作家范尼·伯尼之父）访问柏林，有幸目睹演出盛况：“国王一直站在乐团团长身后，乐谱也在他视线内。他频频看向乐谱，充当了实际的指挥，就像战场上的大元帅……他不满足于成为国民生活、财富、生计的唯一统治者，还要为最无关紧要的娱乐设定规则。”此外，据来自意大利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记述，天气寒冷的时候，根据腓特烈大帝的指令，“士兵会被派到剧院，以他们身体散发的热量温暖观众席”。如此一来，既能让音乐厅暖意融融，又能让士兵接受高雅艺术熏陶，可谓一举两得。

腓特烈大帝也是天才的建筑设计师。他对呆板而繁杂的德国建筑大为不满——“密集的窗户和复杂的装饰迷失在庞大的身躯里，像一个无节制的胖女人胸口上方的小项链”——而波茨坦无忧宫（Sans-souci）的创意，最早即由他本人提出。他在设计过程中不仅参考了意大利建筑师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的样式，而且汲取了英法建筑风格以及当时风靡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足见其博采众长的胸襟怀抱。宫殿完工后，他又下令修建一个专门的画廊——用于收藏柯勒乔的《勒达与天鹅》，鲁本斯的《圣塞西莉亚》和伦勃朗的《打碎〈十诫〉石板的摩西》等传世名作——这也是欧洲现存最早的独立画廊。

文学艺术领域的精深造诣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腓特烈大帝“挥斥方遒”的大师风范和批判性视角。在驳斥马基雅维利之前，他已著文攻讦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并贬斥书中“臣民憎恶其君主时应该拥有废黜他的权利”一语为“恶攻”——是赤裸裸的分裂国家、“煽动内战”的悖逆之言。1772年，他以《科学与艺术在社会中的实用性之质疑》为题回应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并由此展示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一味拒斥人类文明（“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无助于敦风化俗”），结果只能导向蒙昧，而前者通过对艺术和科学的精心培养，可以焕发出人类理性之光：“最伟大的思想，如果被剥夺了知识，只不过是一颗毛坯钻石，而只有经过才华横溢的珠宝商之手打磨后才具有价值”——很显然，腓特烈大帝并没有被“高贵野蛮人”的假象所迷惑。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腓特烈大帝并不看重卢梭学说（尤鄙视其为人），但当卢梭写信向他求助时——“我被法国人、日内瓦人、伯尔尼人赶了出来，我希望在您的领地内找到一处容身之所……现在我完全置身于陛下的控制之中，陛下可以对我随意处置”——他立即表示同意，并考虑为卢梭在无忧宫修建一处隐居场所。同样，当法国医生拉美特利（La Mettrie）因发表《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而遭驱逐时，腓特烈大帝不仅允准他政治避难的请求，而且力邀他加盟柏林科学院——其同僚包括瑞士数学家欧拉、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法国数学家莫佩尔蒂、法国哲学家孔迪亚克等欧洲科学文化名人，皆一时之选也。

从科学院人员构成看，本土人士（除康德外）寥寥无几，而法国人则占据半壁以上江山，一定程度上既是普法两国文化软实力的对比，又是腓特烈大帝一贯“精法”的体现。他自幼向慕法国文化，平生著述皆用法文（再由御用秘书冯·多姆转译成德文）。他推崇法国音乐（尤其是歌剧），但却将海顿的音乐讥为“聒耳的噪音”（莫扎特亦未受他待见）。他的这种法国新古典主义趣旨一方面固然提升了普鲁士的文化品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比如他为“莎士比亚糟糕的戏剧被翻译成德语”而痛心疾首，此外，更令他愤怒的是，“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就是对堕落英国戏剧的可怕效仿”。

敢于指斥本国大文豪缺乏原创，这显然是腓特烈大帝高度自信的表现。作为孟德斯鸠的忠实信徒，腓特烈大帝坚信“各个民族具有不可磨灭的性格特点”。他对德国文化的缺点进行了尖锐而无情的批评——迂腐、笨重、缺乏幽默感（德意志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在他读来异常难受，“形同腹泻”），当然，他对法兰西文化也没有一味包容。比如，他抨击法国人惯于迫害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反对派——“英国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法国人却几乎不敢透露自己的看法。”因此，尽管法国有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但“永远也培育不出真正无畏的思想者，比如莱布尼茨、洛克或牛顿”。

照布莱宁的看法，凭借天纵之才，腓特烈大帝在确立和推广“高雅文化”方面作出的努力已足以令后世仰慕不已，但相比而言，他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方面的杰出贡献更值得后人铭记，永志不忘——根据林·亨特（Lynn Hunt）的定义，此处“政治文化”指代社会“价值观、期望值以及心照不宣的规则”，它们“表达集体意图并决定行动方向”。换言之，相对于腓特烈大帝的“高雅文化”建设，以政治、宗教、法律等方面变革为标志的“政治文化”建设才是普鲁士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诚如德国历史学家冯·施勒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所言，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普鲁士人民为曾经拥有腓特烈大帝这样的君主而倍感庆幸：正是“因为他自上而下的开明专制改革，才让德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腥暴乱”。

以宗教宽容政策为例。继位不到一个月，腓特烈大帝就颁布政令：国家允许一切宗教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在法国被驱逐的胡格诺教徒、天主教徒及伊斯兰教徒。“宗教不分高下，只要信仰宗教的人是诚实的。哪怕土耳其人或者异教徒来到这里，想要成为我国国民，我们也应该为他们修建清真寺和庙宇。”1747年，他在柏林市中心王家歌剧院附近划拨一块土地，用于修建天主教圣黑德维希（St Hedwig）教堂，此举震惊整个欧洲。连伏尔泰也觉得震愕不已——在回信中，腓特烈大帝写道:“您批评我过分宽容，我却以此为傲——希望这是王公唯一被人诟病的错误。”1773年，教皇迫于法、西、葡等国压力，宣布取缔耶稣会（Order of the Jesuits），后者顿成丧家之犬。腓特烈大帝不顾民意汹汹，下令邀请耶稣会士来普避难。他认为，对于普鲁士民族而言，教育是真正的“千年大计”——事关民族未来和国运前途。但是，由于连年征战，各级学校教师匮乏；在有些地方，他不得不任用一些粗通文墨的老兵滥竽充数。耶稣会倚仗教皇势力，在欧洲各国“干政”，不得人心，但它在传播知识、普及教育方面的功绩却是世所公认。在腓特烈大帝强力推动下，普鲁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全民教育的国家，耶稣会与有力焉。十九世纪以后，普鲁士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成为欧美列强效仿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腓特烈大帝的这一英明决策（这也是他与伏尔泰启蒙思想大异其趣之处——后者坚信世人大多[他估计约为九成]宁愿顺从权威，也不愿自己去思考，因此断言他们“不配被启蒙[ne méritent pas que l'on les éclaire]”）。

与宗教宽容政策相对应的，是腓特烈大帝刻意营造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他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鼓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照恩斯特·卡西尔在《启蒙运动的哲学》一书中的论述，这也是腓特烈大帝治下开明专制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笔的自由”（freedom of the pen）——以言辞与说教影响别人的权利——就是“人民权利之象征”（palladium of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1784年，腓特烈大帝下令将《普鲁士民法典》草案中的若干条例首先交由公众讨论，而后由法律专家和官员共同议定——照政治史家的观点，腓特烈大帝采用的这种“问计于民”的内部征询机制，使得大众有机会参与政治（尽管程度“有限”），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了日后“替代性国会的功能”。

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民众不仅拥有一定范围的言论自由，也能享受结社自由。在腓特烈大帝支持下，“星期三协会”之类政治俱乐部充斥各种流言蜚语、讥弹妄议，几成“法外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腓特烈大帝本人不仅偶尔驾临旁听，而且也会亲自捉刀撰写报刊社论（他本人对报纸情有独钟——某次当大臣提出强化舆论管控的建议时，他回答说，“如果想让报纸变得有趣，就不应该压制它们”）。1785年第5期《柏林月刊》上刊载了腓特烈大帝的雄文，题为《诸侯们通向永恒的新道路》。社论伊始，他便提出了“必须进行一场大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即强化法治建设:“当一位诸侯想造就一部能特别持久的法律时，他就必须给这个国家一部宪法，惟此，他的后继者才不能专横地修改由他引入的法律。从现在起，他必须做到这一点：除了整个国家赞成而产生的这部法律以外，不再有其他的法律。一句话，他必须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共和国。”紧接着，他又阐述道，“惟有一部共和主义的宪法，才可能被长久地贯彻，才不会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平民骚乱而受到危及，因为它是由一批有代表性并充满智慧的人通过争论之后才平静地起草的。”社论作者最后大声疾呼:“从来就没有哪位君主能无限制地稳定他的统治，除非他将这种统治交到人民的手中……诸侯们应习惯于让人民分阶段地参与公共事务，并寻求有能力的人作为代表来关照这个民族的幸福。当诸侯将选择上级的权利转让给人民的时候，就是为此作了最好的准备！”

这当然是腓特烈大帝对他的开明专制极度自信的体现。关于普鲁士的言论自由，到访者——如先后为腓特烈大帝作传的英国文人鲍斯威尔和法国政客米拉波——最有发言权。其中最典型的一则事例如下：有一次腓特烈大帝骑马在外，看到老百姓们正在围观一张讽刺漫画，上面画的是他在磨咖啡的场景。画面中的他像个吝啬鬼，连一颗咖啡豆都舍不得漏掉。当腓特烈走近时，老百姓们惶恐不安地在四周站立，担心逢彼之怒。孰料腓特烈不但没将漫画撕下，甚至还要他们改贴得更低一些，好让“更多人看得更清楚”。假如这则传闻是民间段子手的编排，那么驰骋欧陆战场的英军名将约翰·穆尔（John Moore）给出的印象无疑更具说服力：“初到柏林时，最令我吃惊的就是人们可以自由谈论政府政策和国王行为。我听到人们像在伦敦的咖啡馆里一样轻松地谈论政治话题和一些我认为仍旧忌讳的话题。书店也有同样的自由，几乎所有出版物都在公开售卖。最近出版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小册子里有对国王的严厉批评，但也未遇阻碍。”——在欧洲大陆至少要被查封、被销毁的著作（作者本人更难逃法网），在此地居然畅通无阻，这也应验了瑞士神学家莱昂纳德·迈斯特（Leonard Meister）的论断：“这位与众不同的国王骄傲地宣称，农民和王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有这样的见识和这样的君主，国家的士气怎么可能不得到提升？……腓特烈大帝为艺术和科学带来了最好的滋养：安全、自由和宽容！”

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大帝在无忧宫安详去世（他在给妹妹不伦瑞克公爵夫人的诀别信中写道:“老年人必须为年轻人让路”）。而在此之前，他人生最后的重大政治安排之一，是决定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签订最惠国协议。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根据布莱宁在本书“结语：文化的权力”部分的论断，表面来看，革命固然导源于政府巨额对外援助引发的财政危机，但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旧制度呈现型文化合法性的丧失”——借用马克斯·韦伯对合法性的三种分类（传统型、法理型和卡里斯玛型[超凡魅力型]），法国君主“因为专制失去了法理权威和传统权威，又因为腐败和无能丧失了魅力权威”。换个角度看，同样是掌握权力的君主，法王路易十六所缺乏的，岂非正是腓特烈大帝云淡风轻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