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一个春日下午，我和同事第一次坐船来到这座远离内陆的舟山小岛——嵊山岛，在海鸥飞翔的箱子岙渔港，闻着陌生的鱼腥味，看着渔民们忙着从停靠的渔船上将一箱箱海鲜搬下来，听着运货的小三轮来回穿梭的嘈杂声，我的心情竟突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嵊山岛是舟山市海洋局的一个朋友推荐给当时对海洋研究跃跃欲试的我们的，“你们想了解舟山的渔业历史和海洋文化？不妨去嵊山岛看看，那里很典型。”而回想我当时的茫然，显然是“有眼不识嵊山”，还不能在历史时空中找到嵊山的坐标，也还没能在嵊山找到自己的坐标。

清晨的箱子岙码头（作者摄）

从高处俯瞰嵊山，一桥连着枸杞岛（作者摄）

嵊山古称神前山，又名陈钱山、尽山，意为诸岛于此而尽，是我国沿海最东部的住人岛屿，全岛陆地面积仅为4.7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000多人。有“天然鱼库”之称的嵊山渔场曾是舟山渔场的中心，是我国重要的海洋捕捞基地之一，盛产带鱼、墨鱼、虾、梭子蟹、鳗鱼、石斑鱼等。东海嵊山渔场曾与黄海石岛渔场、南海万山渔场并称为我国“三大渔场”。同时，独特的地理条件也造就了岛上箱子岙、泗洲塘、鳗嘴头、后头湾等天然深水良港，使嵊山渔港成为全国著名的渔港重镇，为国家一级渔港和二类开放口岸。

在普通人那里，嵊山是他们记忆中繁荣的“海上小都市”、“海上不夜城”。以前每到鱼汛期，嵊山的港口便是万舟云集、桅樯林立、船旗飘扬，街道上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东南风起时，船都停泊在箱子岙码头，西北风起，则在泗洲塘码头。到了晚上，“嵊山渔火”是人们赞叹的景观：万盏渔火将夜空点亮，船上的灯光与水下的倒影相互交织，如梦如幻。清朝诗人刘梦兰描绘过舟山一带的渔火：“无数渔船一港收，渔灯点点漾中流，九天星斗三更落，照遍珊瑚海中洲。”

嵊山的地位也许可以从与它只有一桥之隔的枸杞岛身上映衬出来。20世纪末，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嵊山的繁华也不复从前，长期活在嵊山岛“阴影”中的枸杞岛终于凭借贻贝养殖和旅游业开发舒了一口气。然而，“老大哥”给的心理压力还在，嵊山有“东崖绝壁”，枸杞便命名新景点为“南崖绝壁”，嵊山有“无人村”，枸杞便叫“无人场”，其中大概既有致敬，也有不甘吧！

泗洲塘码头的渔火（作者摄）

据郭振民著的《嵊泗渔业史话》，嵊山渔场的开发可以追溯到南宋，经元至明，已具有相当规模。至明嘉靖前期（1530年前后），陈钱、下八山一带即嵊山渔场的开发渐趋繁荣。郑若曾在其所编的海防巨著《筹海图编》中云：“曾尝亲至海上而知之。向来定海、奉象一带，贫民以海为生，荡小舟至陈钱、下巴山取壳肉、紫菜者，不啻万计。” 若以每船3人计，当时已有3000余艘渔船从定海、奉化、象山等地来这一带洋面生产，可见嵊山渔场早在500年前，就已是千舟云集、万人兴岛了。清朝康熙年间，又有两大批渔户从温州平阳等大陆沿海地区迁来嵊山岛定居。至清末和民国时期，嵊山渔场捕鱼船只除本籍外，另有福建帮、台州帮、温州帮、奉化帮、定海帮等等。众多的渔船和大规模的渔捞生产，也吸引了大批渔行、冰鲜船以及各业人等云集嵊山。

嵊山渔场更大规模的开发与海洋渔业的现代化建设与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密不可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重重内忧外患之中，目睹我国领海频遭列强侵犯，张謇发出“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的感叹，力图振兴中国自己的海洋渔业，维护渔业权益，捍卫领海主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创办的江浙渔业公司派遣中国最早的一批渔轮——“福海”号渔轮赴嵊山外海探捕，开发了小黄鱼资源，并以此为先导，后又逐步开发了大黄鱼、带鱼、墨鱼等资源，开始形成嵊山渔场规模较大的四个鱼汛（鱼汛是指鱼群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出现在某一海域的现象和规律）——春季小黄鱼汛、夏季墨鱼汛（大黄鱼汛、海蜇汛基本同时）、秋汛（采捕贻贝、海蜒、鳓鱼等）、冬季带鱼汛。四大鱼汛特别是规模最大的冬季带鱼汛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自此之后，嵊山愈发成为东南沿海乃至全国的渔业捕捞要地，为渔业界所重视。

中国近代实业家 张謇（1853-1926）

福海号模型

解放后，嵊山的辉煌在“大集体时代”达到了顶峰。这里是华东六省二市渔船冬汛生产的中心渔场，有过“万艘渔船汇嵊山，十万渔民上战场”的空前盛况。据嵊山渔俗风情馆的数据，1953年冬汛，来嵊山渔场的渔船达8476艘，渔民37318人。1963年冬汛，来嵊山渔场的渔船达16366艘，比10年前增加了93.09%；渔民108206人，比10年前增加了189.96%。来嵊山渔场捕捞渔民最多的为1957年，达155413人！

由于年年冬汛都来捕带鱼，辽宁、河北、山东、上海、江苏、福建等省市及各区县在岛上还设立了几十个渔业指挥部。现在走在嵊山大街上老渔民还会指给你看：“星世纪娱乐会所”原来是上海指挥部所在地，“海上人家”原来是宁波指挥部，还有邮政银行对面的楼原来是福建指挥部。各省市自己在嵊山建楼设立指挥部，区县级以下的政府没有建楼，人来了都安排在大街小巷的老百姓家里住。同时，商业、供销、金融、通讯、医疗卫生、渔需物资、渔业机械及仪表电器修理等部门和服务行业，也组织人员和生产生活物资，随各地渔业指挥部赴嵊山，投入冬季带鱼汛生产服务。

20世纪50-80年代冬汛期间的岛上，随处可见某省、市或区、县、乡（镇）乃至大队驻嵊山渔场指挥部或渔场工作组的牌子，还有渔场医疗队、渔场商品供应点、渔场机械修理组等各类纸条路标。各地各级渔业指挥部还架设了众多岸上电台，包括气象台、海洋台、渔港监督站等，在岛上形成了一个密集的无线电通讯网络。

万舟云集，1973年冬汛时的嵊山渔场

嵊山岛冬汛各地渔业指挥部分布图（部分）（作者摄）

原“上海大楼”（上海渔业指挥部所在地）（作者摄）

老渔民们很愿意与我们分享当年“十万渔民下嵊山”的盛况，那时候他们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呢。他们说，冬汛的时候整整一个月，嵊山的街道上都是人挤人的，有风的时候渔船都回港避风，船在港口排着队，人都可以从船上走过去，如履平地。街上张灯结彩，夜景很漂亮，镇委还在露天广场上放电影，部队营区也有放电影看，特别热闹。

所谓“小雪小捕，大雪大捕，冬至旺捕”，当时捕捞带鱼强度很大，而产量也是非常之高。1972年，嵊山渔场的带鱼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29.47万吨，从1970年到1979年的10年，嵊山渔场捕获的带鱼占东海区同期全部产量的67.47%，为全海区渔场之冠。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人们使用越来越发达的捕捞工具连年过度捕捞，近海渔业资源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20世纪70年代后期，不仅是带鱼，而且大黄鱼、小黄鱼、墨鱼等代表性的渔业资源都锐减，舟山渔场已经无法见到鱼汛。

20世纪80年代，渔业正值生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而近海生物资源及其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里多的不再是鱼，而是虾，包括红头虾、对虾、滑皮虾、草皮虾等等，鱼类锐减之后其捕食对象虾蟹大量出现。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产量高但渔民们依然贫穷，为了发家致富，他们继续从高营养级向低营养级的海洋生物进行捕捞。

依靠拖虾，嵊山岛的渔民们终于富裕了起来，他们每年收入过万，远超当时一般的工资水平。富裕起来的渔民纷纷将钱投入在造房上，于是在80年代嵊山兴起了一阵“造房热”。岛上地形崎岖，建房的时候亲戚邻居之间你帮我，我帮你，肩挑手扛、不辞辛苦地将石块、砖头等建筑材料从码头搬上来。砌墙盖房，栋栋坚固美观的二层小楼就这样拔地而起，形成了热闹繁荣的渔村。

然而这也是近海渔业最后的、短暂的繁荣。很快人们从虾多捕到了虾少，从大虾捕成了小虾，到1990年代中期，近海渔业资源基本枯竭。马力小的船没有收获，要在海里继续讨营生，必须造大船、出远海进行捕捞。也是从这时起，国家才陆续出台各种生态保护和渔民转产转业政策。而随着资源的衰竭和政策转向，刚刚富裕和热闹起来的渔村又迅速人去楼空……

后头湾村的命运就是嵊山由盛及衰的一个写照。后头湾村坐落在岛北部高高的山坡上，其最大优势是靠近资源丰富的海域，据说以前这里墨鱼特别多，站在海边都能看到。解放前岱山、衢山渔民来嵊山捕墨鱼，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头湾已是岛上居民居住的主要区域之一，“嵊山有10000人，后头湾就有4000。”1985年左右，村里也兴起了造新房热潮，富裕起来的渔民们互相帮助将石头一块块搬上来造房。后头湾因其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号称当地的“小台湾”。

不过随着1990年代中期近海渔业资源的锐减，后头湾的劣势便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房子朝北、冬冷夏热、交通不便、冬天没有合适的码头停靠等。于是村里的有钱人开始带动，从后头湾搬到嵊山街上居住。政府也提倡搬迁，学校停办，断水断电，在后头湾居住的人便越来越少。到90年代末，村里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只留下了石头房、沟渠、废弃的学校。年复一年，墙垣上、屋檐下、绿树旁，爬山虎悄然占据了整个村庄，也给外人带来了许多想象，将它称为“绿野仙踪”、“童话世界”、充满神秘气息的“无人村”，现在这里已成为一处来嵊山的游客必打卡的网红景点。

直到如今，老渔民们对后头湾仍然念念不忘，那里承载着他们的童年和青春记忆。2022年拜访葛伯伯家时，老夫妻俩在《中国国家地理》拍摄的后头湾照片中认出了自己老房子的位置：“就是这个，码头上面这个房子！”葛伯伯家的老房是1985年造的，住到1995年搬出。2023年11月，笔者与几位年轻艺术家一起跟随王伯伯参观后头湾，拜访他的老房。王伯伯的房子位于后头湾嵊子村，经过码头时他说：“以前这里是沙滩，我们小时候常在这里游泳。”我们给王伯伯和他的老房合了影，看到房子正中一块水泥板上雕的是一幅凤凰图，已经斑驳，落款有“1987年6月4日造”的字样。而王伯伯在嵊山街上住的房子是1993年建造的，算下来这栋房屋也只用了短短6年时间！王伯伯说当时“搬得很快”、“人生无常”。回想起造房的辛苦，王伯伯苦涩地说：“早知不住几年，又何必那么费劲？”

后头湾村（“无人村”），圈出来的是葛伯伯家的老房

葛伯伯夫妻俩（作者摄）

王伯伯在后头湾的老房前（张添一摄）

就整个嵊山岛而言，从90年代末开始，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再加上城市化的吸引，年轻人也大量往嵊泗、舟山、宁波、杭州等地迁移，海岛人口多年呈现负增长。现在岛上剩下的主要是留恋熟悉环境的老年人，人口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严重。

嵊山因鱼而兴，因鱼而衰，百年渔场的故事中蕴含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念天地之悠悠，让人心生无限感慨！从上世纪初张謇老人深邃的目光到如今王伯伯无奈的眼神，我们发现，海洋议题已不仅仅停留在现代化发展及民族国家间的边界权益之争上，而是需要对现代性的后果和“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平衡人类、鱼类和海洋之间的关系，并积极探索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出路和未来。正如挪威人类学家利恩（Marianne. E. Lien）在《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一书末尾所说的：“要知道我们是与其他已知和未知的生物，以及那些此刻发生以支持我们的许多异质性组合一起分享权力的。”嵊山的故事已充分说明，在一个整体的海洋生态系统中，人类并不能独善其身，而是必须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合作共生。这也是人类学界近年来兴起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核心要义。

新世纪以来，渔业捕捞的热闹喧嚣渐渐褪去，像其他的舟山小岛一样，嵊山岛也迎来了新一轮文旅开发的热潮。泗洲塘的民居外墙被刷成了亮眼的“多巴胺”色，海塘边的长墙一路绘上了介绍嵊山海洋文化的图画，还增设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标点位。近年来，当地政府又将嵊山的未来发展定位为“国际海钓基地”，2011年夏季，当地创办了“嵊山海钓精英赛”，之后每年举行，成为常规化的文旅项目。2023年秋季，政府还邀请了三家世界知名的建筑规划事务所为嵊山岛海岸线设计了包括钓客街区、渔博物馆、海礁餐厅、海钓驿站在内的7座海钓建筑。在设计图纸上，这些建筑矗立在山海之间，看上去时尚、高端、大气，引发了不少人的好评。然而这就是将来的嵊山岛么？未来是开放的、未知的，我的心情不禁又一次陷入了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