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晨：

周六去办公室，取回您寄来的熊存瑞编校的新书，《陈寅恪六朝隋唐史论》，多谢！承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弃，要我写点什么，让我有点犯难。因为我一向不写书评，只写读后，觉得过于正式有违正常阅读。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理解，读书是为了求知，为了自己搞明白，明白就得了，何必招猫逗狗，品头论足，为同行，为学界，营造过于肉麻或过于残酷的气氛。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熊教授自己写的书。拿到书，我才明白，这是陈寅恪史学著作的选本，熊教授的话，其实只有一个短序（十一页）和散见各篇校改错字的短注。这让我有点懵，不知从何说起。我是谈陈寅恪呢，还是谈熊教授？干脆各讲几句吧。

《陈寅恪六朝隋唐史论》，陈寅恪著，熊存瑞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432页，92.00元

陈寅恪是大师。研究大师的书铺天盖地，崇拜者多，推想当与陈氏精通或粗通欧西各国语和异国异族古文字有关。其学与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最后一项有关。国图办四大发现展，缺最后一项，最后一项就是他所关注，傅斯年叫“虏学”。但有趣的是，陈氏游学而归，发誓不治“禹域以外之学”。我对陈学没什么研究，三联送我一套《陈寅恪集》，一直没好好读。熊教授的选本收文二十一篇，有些读过。我的兴趣很业余，主要跟我姓李有关。我爸姓李，我妈也姓李。书中考李唐之李、李白之李，我有兴趣。

李姓沾李唐的光，现在是大姓。朝鲜、越南也有李姓。美国有李将军。华侨多以李将军的李（Lee）翻译中国的李，于是而有美国李。李学勤先生开玩笑，他说李姓肯定是世界第一大姓。国内，以前统计，李姓最多，但目前统计，李不如王，只能算第二。

李唐攀援显达，头号名人是河南鹿邑那个叫李耳的老头子。鹿邑太清宫有唐玄宗《御注道德经》碑，就是跟老子攀亲。但战国文字，“木子李”的李氏却以秦玺、秦简为多，楚国的李氏，楚玺、楚简写成“来子李”，相当来氏、莱氏和赖氏。老李子和老莱子，可能是一分为二。“木子李”的李氏好像还是和秦地或西北有关。

李氏郡望，陇西成纪和赵郡最有名。成纪李氏，名人是李广一族，赵郡李氏则与唐尧传说有关。陈氏三考，最后一考，就是论李唐为什么选中赵郡为郡望，以唐为国号。

河北有行唐、隆尧二县。行唐，战国叫南行唐，是纪念唐尧南巡，暗示尧爷是翻太行山到河北一侧。近年，行唐故郡遗址发掘，我去过现场。隆尧是由尧山、平隆二县合并，尧山县以境有尧山而名，东周叫柏人，李唐祖陵在焉，光业寺碑在焉，我也有幸往观。南行唐和柏人都是鲜虞中山旧邑，赵灭中山后成为赵邑。

李济姓李，他在哈佛学体质人类学，博士论文是《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结论是：世上本没有“纯种的中国人”，我们都是“杂种”。按他的理解，李姓自然是“杂之又杂”了。他甚至暗示，我们的祖先可能远在“长城那方”（beyond the wall）。

当年，陈寅恪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指导过一个学生，叫姚薇元。这位姚先生写了本《北朝胡姓考》，陈先生给他作序。书中有高车李氏，也叫叱李、叱利、泣伏利、泣伏列氏。高车即驾高车的丁零族，也叫狄历、铁勒、敕勒，跟戎狄的狄和古突厥族有关。姚氏云：“关于李唐之氏族，近人亦有疑为异族者，虽所举不无可疑，究乏确证。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为后魏李初古拔之裔，名虽胡化，实为汉族。”但唐代李姓的确是五花八门什么族都有。

2015年，我随北大-牛津考察团到西伯利亚考察，曾到贝加尔湖一游，那是苏武牧羊的北海边，很美。我开玩笑说，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没准我的祖先就来自这里，没准我是丁零李氏。

熊存瑞，我们是老同学。他的名字跟董存瑞有关。解放孩，这类名字很多。

自北京一别，他云游海外，师从王赓武，拿了洋博士，现在是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的杰出学者。他写过很多与中古隋唐史有关的书和文章（很多是英文），也办过杂志，还写小说。我给他的杂志投过稿。中古史，我不懂，但古人读书，讲究知人论世，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我对我的老同学还是有一点了解。

我们是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同学。但实际上，我们的一切活动几乎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政治课，学《资本论》，太厚，让人犯愁，所里说我们另有安排，在所自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省了我们很多事。除了外语，我们根本不去研究生院。考古系就是考古所。

“文革”后，恢复高考，本科有77、78届，考上的人都很自豪。研究生，78、79届是头两批，当时只有硕士生。熊存瑞是先考上北大西语系，又来考古所考研究生。

考古所，78届，六人，全是新石器方向，主要是为一室（新石器研究室）招生。79届是为二室（商周研究室）和三室（汉唐研究室）招生。我们五人，陈平和我跟张政烺先生学铜器，赵超跟孙贯文先生学石刻，属于铭刻学方向。熊存瑞外语最好，考分最高，考上夏鼐先生，本想学中西交通，后来研究金银器。安家瑶本想跟夏先生学，改由宿白先生带她，研究玻璃器。导师多外请，所内只有夏先生。

夏先生不爱带学生那是出了名的。原因是，他是研究所出身，看重研究，认为研究所与高校不同，主要搞研究，而非带学生，考古研究重在挖，不在读书。

当初，社科院成立研究生院，曾请夏先生当院长，被他谢绝。有人写信给他，询问考研事，他也不太上心。如：

一、1978年，曹锦炎写信给夏鼐，想报考古所的研究生。3月，夏先生复信说：“关于甲骨文研究，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有甲骨文组，由胡厚宣先生领导，今年准备招研究生若干名，你如欲报考，可以与历史所联系（北京市建国门内）。”“关于学习资料方面，亦可向他们联系，因为我们考古所自陈梦家教授去世后，现下没有人专搞甲骨文的。”案：考古所当时有小屯南地甲骨整理组。曹先生后来报考吉大于省吾先生，毕业后当过浙江省考古所所长。

二、1984年10月13日，赵丰写信给夏鼐，问夏先生是否带博士生。10月24日，夏先生复信说：“至于博士研究生，我不敢‘误人子弟’，所以并没有带。”案：夏先生对丝绸有研究，赵丰想投夏先生门下而未能如愿，后来改投他人，当过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当年，考古所有些经常在传达室看信交头接耳飞短流长的人，我曾共事今天已经变成所内“老同志”的大学者，曾是小媳妇和受气包，被谣诼的气氛包围。我和陈平、赵超、熊存瑞都受过委屈，后来都离开了考古所（只有赵超，为石刻项目，又被徐苹芳先生调回）。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夏先生的学生到底有谁？一般认为，石兴邦是一个，卢兆荫是一个，黄展岳是一个，乌恩是一个，这四位先生都是他的研究生。但他本人并不认可，因为运动太多，有些考上又取消（参看黄先生的口述），有些忙于工作，没正规学什么。

有一回，我问徐光骥先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前副所长），夏先生的学生到底有哪几位？他说，夏先生填表，他只填一个学生，就是熊存瑞。因为他是“文革”后招生他唯一的学生。

有一回，我问夏正楷先生（夏先生的儿子，北大城环系教授），你爸爸的学生到底有哪几位，他说，他不爱带学生，一个没有。我想，他不一定认识熊存瑞。

过去，所里有一种传言，说熊存瑞外语好，中文差，夏先生看不上熊存瑞，对熊存瑞不管不问，交卢兆荫带，但我读《夏鼐日记》，印象却不是这样。它多次提到夏先生指导熊存瑞写论文，非常耐心，非常细心。关于夏先生怎样指导熊存瑞，我问过我的老同学。2020年6月11日他来信，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把他的信收进我的《考古笔记》。他说，“关于夏先生对我不管不顾之说，纯属误传，但并无恶意。夏先生在我读硕士后期，曾提出与我经常见面的要求，后因为忙，未能兑现。85年先生来DC参加受奖仪式，我曾去旅馆探望。夏先生回京后就故去了。我想夏先生带学生的方法，或许受英国人影响，即对学生研究、论文尽量少加干涉，这与美式的方法很不一样。但是，夏先生在训练我的问题上，还是做到尽力而为了”。他说，“夏先生仔细阅读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修改意见。其中有两部分，他认为应抽出来作专文发表”。

回首往事，我们的学术经历都很坎坷。存瑞去国，聚少离多，国外也不容易呀。我读他写的《澳美留学记》，知道洋饭也不好吃，个中甘苦难为外人道。

岁月无情，如今我们都老了，然而我们也曾年轻。

2024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