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她还有救没？”
刚走进那间农村的平房，曾燕先去看了一眼屋里躺在床上的老人。
房间里光线昏暗，木质的天花板顶用塑料纸额外糊了一层，靠着水泥墙壁旁边，摆了一张床，一名体重仅有30多斤的老人佝偻在床尾，默不作声，唯有眼睛一直望向窗户，那是房间里唯一透光的地方。一个简易的自制痰盂在她的脚边放着，不过在炎热的夏天并没有散发太多异味。曾燕喊护士来为老人抽血体检，结束后，床上传来一声微弱的“谢谢”。
这是湖北孝感大悟县邓湾村村民邓继瑞的家。曾燕一来，邓继瑞连忙追问。床上躺着的是邓继瑞的老伴，一名阿尔兹海默病重度痴呆患者。她的日常起居，都由邓继瑞独自照料。
“晚期像你这样照看已经情况很好了，如果在早期就筛查出来，尽早防治，也许现在更好，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曾燕是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今年7月，她连续第九年来到大悟县，给当地65岁以上的老人做为期一周的阿尔兹海默病早期筛查。
曾燕在大悟县邓湾村为老人做认知筛查。 张东琪 图
阿尔兹海默病至今发病原因未明，疾病负担重，她计划通过长期随访和纵向观察，研发一套基于社区、适应中国国情的疾病早期精准防诊治方案。目前，她的团队建立的湖北老年记忆队列已覆盖湖北城乡一万余名老人，是我国现有规模最大的临床前阿尔茨海默病社区队列。
每年夏天，曾燕带着团队，就这样一村又一村地走过。她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深入农村、持续追踪的大规模随访，尚属少数。
守护一个脆弱的群体
曾燕来之前，大悟县很多老人不知道老年痴呆是什么。
大悟位于大别山腹地深处，村落分散，曾是典型的山区贫困县，2020年刚脱贫。这里和其他大多数农村一样，年轻人外出务工，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而老人们很多不识字，也不会上网，只靠村医挨家挨户的宣传，了解一点最浅显的常见病知识。
在筛查中，有村医说，这里的老人得了病，大多靠忍，实在扛不住了，才会想着找医生看。对他们而言，能管理好最常见的“三高”慢性病，知道按时吃药，就已经是佼佼者。更别提有意识关注“脑健康”——这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
这与曾燕的感受类似。每年筛查走过大悟县几十个村，她发现农村老人对健康的认知是懵懂的。曾燕说，农村的老人很多将生病归结于宿命，安于现状，不敢反抗，有的只是一脸麻木地等待死亡。
曾燕难以忘记今年她在忠和村走访的一户人家。刚一进门，屋内弥漫的霉味夹杂着大小便味扑面而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结构——两个子女在外务工，只剩两个老人相依为命。老太婆身体不好，但还要照顾患有重度痴呆的老伴。
阿尔兹海默病患者进入晚期，所需要的照护强度是巨大的。日常照料之艰苦无疑像是一场战争。曾燕介绍，病情进入重度痴呆期后，患者平均存活时间约4~8年，期间智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失去自理能力、甚至性情大变，病程漫长且不可逆。
曾燕看到，这位坐在床上的患病老人无意识地玩弄排泄物，往手上和脸上到处乱抹。但除此之外，他显得精神良好。独自承受这一切的照护者，只能把压力和负担往肚子里咽。曾燕说，这家的老婆婆每每提起这些，总是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一脸悲戚”。这场几无胜利的照护使命，近三五年内预计还看不到终点。
曾燕团队成员为老人做认知筛查。 张东琪 图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在《中华神经科杂志》发表的《阿尔茨海默病源性轻度认知障碍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中提到，农村老人患病率高于城市老人。同一年，曾燕团队在SCI期刊《神经病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logy）发表的论文《中国农村和城镇地区全因痴呆危险因素的人群归因分数：一项横断面研究》显示，相比城市老人，农村老人受教育水平低、身体活动不足、社会孤立等，都成为诱发农村老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
曾燕的研究同时也在武汉市的几个社区进行，她早就意识到，在距离武汉仅200公里外的大悟，和武汉之间隐藏着一条巨大的城乡“健康鸿沟”。
她在武汉进行认知干预的一个社区，居民多为国企退休职工。那里的老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12年，人均月退休工资超过5000元。“那里的老人都‘聪明’得很，做认知测试，连线、画图，个个不在话下。”曾燕注意到，社会经济水平和老人的健康状况、各种慢性病的患病率有很强的关联性，经济越困难的，认知也常常越局限。
“但农村老人也值得过好的生活。”在论文中，曾燕团队指出，城乡居民的痴呆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提示需要针对不同居民制定针对性的痴呆预防策略。
曾燕给大悟县老人的阿尔兹海默病筛查做了9年，发现农村的情况正一点点发生改变。除随访外，每年他们也会新纳入一批65岁以上的老人做筛查。当体检也变成农村老人的习惯，潜移默化间，他们培养了更多老人对健康指标和生活方式的关注。
截至目前，曾燕的团队共走过了大悟县近50个村庄，建档5000余人，大悟县当地老人的痴呆预防知晓率大幅提高。
关注病最终还是要回归人
早在2007年，曾燕就开始研究阿尔兹海默病。那时她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员，去的正是美国最早一批阿尔兹海默病研究中心。
美国的阿尔兹海默病研究处于世界前沿。从筛查量表、诊断标准到诊疗指南等，现行的通用规范全都由美国牵头。曾燕说，美国的阿尔兹海默病研究基础和临床结合紧密。她在那里主攻基础研究，做动物实验，但中心每周也会邀请患者来共同参与研究讨论。
2011年，曾燕回国加入武汉科技大学。彼时的她面临的是一个“三无”局面——无课题、无团队、无实验室。
当时，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在中外都很流行，竞争激烈，曾燕转做了其他更小众的疾病研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同行问她，“你们现在有多少病例？”“临床开展了哪些治疗？”“效果怎么样？”一串“三连问”把曾燕问住了。
曾经的誓言历历在目——科学研究就是要解决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要服务于受众面更广的疾病问题。“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化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家中有一位痴呆患者，对于整个家庭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都是巨大的。”一番思考后，她决定转回自己的“老本行”。
但是研究中断了四五年，再拾起时她意识到，自己落后了。要想追赶，必须另辟蹊径。“无知者无畏”，曾燕这样形容自己。几经商讨，她和团队计划将主攻方向转移到阿尔兹海默病的人群队列上。
队列即一群人及其信息的集合。一个完整的队列要求这群人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同时要对所有个体成员进行长达几年甚至数十年的追踪随访，收集相关信息。在医学研究领域，队列可以被看作一个综合研究平台，既可用于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也可用于基础医学研究。其中，大型人群队列的作用极其重要，甚至会被视为一个国家实验室。
目前国际上很多经典的队列研究，如弗明汉心脏研究、护士健康研究和英国医生队列研究等，对揭示各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的病因、疾病防控和疾病预测等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曾燕回忆，当初在美国，她在医学中心里见过很多队列研究的展板。
曾燕说，当前中国的队列研究较为落后，但原创性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队列。医学讲究循证依据——实验室研究发现的结果，必须要放在大规模的人群中观察足够长的时间加以证明。她是临床医学本科出身，后来做了二十多年的动物实验，基础研究和临床结合也是她的优势。
但是建队列并非一朝一夕可成。曾燕从2016年起，这一做，就是九年。“队列仍在‘创业期’”，曾燕感慨。
在中国建队列，必须考虑到人群的城乡差异，在科研上才具有足够的样本代表性。在武汉，团队以校医院为据点，逐步与武汉的多家社区医院合作。乡村据点则选在了临近武汉的大悟县。想要深入异地村庄，没那么容易。为此，他们联合大悟县卫健委和大悟县中医医院，动员村医挨家挨户地打电话、上门宣教，号召老人来参与筛查。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就借来村医的摩托车，分头逐户家访。
今年的大悟县筛查从6月30日开始至7月6日结束。曾燕带领团队80多名师生，兵分八组，每天早晨7点半出发，前往不同的村庄，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点。七天时间，他们走过了大悟县46个村，筛查了1632名老人，共计投入工作时长5480小时，花费金额超过20万，追访成功率78.6%。
在这之前，6月25日，有美国专家曾来到武汉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观曾燕在此专门成立的“记忆门诊”，观摩老年认知障碍筛查现场。曾燕团队的医学生会一周来这里三次，为老人做筛查。
曾燕在社区医院成立的“记忆门诊”。武丹萍 图
“动物实验谁都能做，但建队列不是。”在社区医院，曾燕一一推开诊室的门，向外宾介绍老年认知障碍社区防控体系。她说，别的研究者或许聪明灵活，但她愿意下苦功，用队列研究的时间换空间。
现如今，她参与的科技部重大项目成功立项，其中她负责的有关社区队列建设及阿尔兹海默病危险因素筛查和早期行为干预课题获批科研经费近1500万元。她同样建成了湖北省阿尔茨海默病临床医学中心，这是全国唯一的以阿尔茨海默病这一疾病命名的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曾燕说，他们的研究没有那么高高在上，也并非高精尖研究，只是在回归“关注人”的核心。她希望通过抵达现场，看到科研数据背后那些“被统计的人”，和他们大相径庭的真实生存状态。
常常帮助，总是鼓励
阿尔兹海默病起病隐匿，病程跨度从几年至几十年不等，当前尚无有效治愈方法，其防治重在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牵头，联合多家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阿尔兹海默病报告2024》指出，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可以逆转为认知正常状态，在该阶段开展疾病早期识别和干预是实现认知功能逆转的有效策略。但现实是，目前公众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筛查和诊疗上的认知度和行动力往往不足，容易将早期症状误认为“老糊涂”，从而错过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
社区是疾病防治关口前移的重要一站。曾燕说，目前阿尔兹海默病的筛查率总体仍然很低，医院里的确诊病人数量远不及社区内潜藏的患者数。为此，他们以武汉科技大学校医院和武汉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锚点，覆盖周边社区铺开筛查，同时配合了一系列干预活动。
筛查内容包括全套的神经心理评估、外周器官功能评估，生活方式、慢病等危险因素评估，血压、血糖等体检，以及体格检查，采集血液等生物标本，每位老人的体检时间约50-60分钟。筛查过后，具有阿尔兹海默病疾病早期标记的老年人及高危人群会收到医疗建议，并接受早期干预。
同样的流程也在大悟县进行。只不过那里的老人认知能力更低，需要他们投入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很多老人没上过学，不习惯拿笔，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曾燕就握着他们的手，教他们写字。做记忆测试时，有的老人面对曾燕一连串念出的12个词一时反应不过来，曾燕就鼓励他们再多想想，并适时给予一定提示。老人每回忆起一个词，无论对错，曾燕都会提高语调并拉长尾音，“对——”，对老人予以表扬。
曾燕给学生们分享自己的筛查经验，反复提醒他们对老人再多些细心、多些肯定，提了许多建议：老人们听不惯普通话，有听不清的地方就多重复几遍；量表上的书面问题要换成老人能听懂的通俗表达，符合老人的日常生活语境；除了听老人的回答，还要观察他们的反应、精气神和身体灵活度来综合决定评分的尺度......
鼓励终归是有用的。有些原本不配合的老人，经过鼓励以后，在纸上一笔一画完成了“画钟测试”。甚至有一位103岁的婆婆，在鼓励下也能拿着笔一点点按要求连线，曾燕欣喜地感慨：“她没有痴呆！”
帮助也是有用的。在武汉，八段锦、柔力球、书法绘画等多项基于社区的干预项目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认知好转效果，其中经八段锦干预的认知好转率达到96.28%。在大悟，曾燕的团队也带动了当地县域医疗的发展：大悟县中医医院获批2022年度全国记忆防治中心；2020年在此落地的认知障碍智能诊断平台，覆盖了40多万居民和5.6万名老人，截至目前共计产生经济效益近1900万元。
疾病治疗从不只是医生的事。为了进一步拓展防治阿尔兹海默病的多元力量，在今年的筛查中，曾燕团队首次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闫隽团队合作，探索媒介因素在疾病预防和健康干预中的作用，探讨医学和社会科学协同作战的可能性，探求疾病防控的社会合力。
筛查结束返汉后，曾燕和多名学生暑期无休，继续驻守在学校里加紧核对和统计量表结果，做血样分析。“我可以休假，但不准备休。”在办公室里，曾燕埋头在巨大的电脑显示屏后面，安排着后续工作。他们承诺在年底前，向大悟县的老人反馈体检结果。若确定有轻度认知障碍或疑似痴呆，老人后续所有的确诊检查仍可继续由他们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