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朝时期越南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它间接促成了发生在中国沿海的一次严重的海盗潮，而由于清政府无力镇压海盗，不得不求助于西方，也让世界第一次发现了清朝的虚弱——连家门口的海洋势力都无法剪灭了。

自从台湾被收复后，中国的海洋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虽然康熙皇帝晚年对海盗问题忧心忡忡，但比起明朝的倭寇、郑氏集团等大型组织来说，海患已经微不足道。18世纪6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也只是在一些近海、浅海的小岛上活动，偶尔有小规模盗贼实施夜间抢劫。这些海盗无法对抗正规的官方军队，哪怕只是面对一个小型的舢板，也只能逃之夭夭。直到马戛尔尼前往中国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还自认为广东没有什么危险，海盗也近乎绝迹。

但三年后，沿海地区就出现了一批巨型海盗，他们数量庞大且武器精良。与此同时，由于懈怠日久、船只没有有效维护，清朝的海军已经无力对付这些海盗了。到了嘉庆十年（1805），出现了一个总人数达五万人以上的海盗联盟，控制了沿海贸易和渔业。商船为了不受海盗劫掠，只能在出海前先付保护费，甚至欧洲人也与之谈判来获得安全。海盗们甚至打到了内陆河道，并针对乡镇进行勒索以便获得保护费。

嘉庆十四年（1809），自负的海盗首领张保向葡萄牙人夸口：如果借给他三四艘军舰，他将推翻清朝，再送给葡萄牙人两三个省份。那么，这次海盗潮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最后，清朝又如何将他们征服，在表面上解决了这次危机？它又给未来留下了哪些隐患？

《靖海全图》（局部）

这些海盗出现的直接原因恰好在于越南西山朝的鼓励。西山朝夺取越南全国的过程中，都有着中国人的身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末，刚起步的西山军得到两位中国商人集亭和李才的帮助，组建了“忠义军”和“和义军”两支义军，但这次合作以失败告终，并发生了西山军在西贡对华人的大屠杀。之后，西山军又招徕了华人海盗陈添保和梁贵兴，二者在西山军中屡立战功，并跟随西山朝攻克了整个越南。

那么，为什么西山政权能够找到这么多中国海盗呢？这源于一个特殊区域的存在。康熙时代防范的海盗主要来自福建，福建的海盗大都活跃在台湾和琉球以北地区。但之后，来自广东的海盗数目不断增加，而广东海盗对澳门和南方海域更感兴趣。

广州是对外贸易的最主要港口（也是对西方的唯一港口），这里也是清政府防范最严密之所在。但海盗们往往习惯于找一些统治薄弱的地区，他们最初不去广州，而是来到中国与越南交界处的一个叫作江坪（位于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的地方。这里属于三不管地带，又处于东京湾内，距离雷州半岛也不远，可以覆盖海南岛航线。当时海南岛与大陆有着频繁的贸易，同时还和东南亚国家有民间交流，在这里，海盗既不会遭受围剿，又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和猎物。清中期，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许多广东人来到了这里落草为寇，形成一个供给西山朝的“人才库”。

在安南阮氏的攻击下，西山朝进入萎缩阶段，战争财政和人员补充也几近断绝。为了筹措财政，西山朝开始继续利用这些华人海盗。乾隆五十七年（1792），光中皇帝阮惠将海军派往中国（包括一百艘战船，编成三个分队，每个分队由四名总兵率领），一方面依靠劫掠获得战争财政，另一方面也招徕人才。清政府对越南海盗的反击非常孱弱，原因在于乾嘉交替之际，清帝国的盛世已成往事，国内的动荡也已出现：在南方发生了苗乱，而在中部则出现了白莲教反叛。皇帝对内陆的反叛更加重视，也就无法兼顾海上了。对北方的劫掠并没有延长西山朝的寿命。嘉庆七年（1802），西山朝灭亡。

阮朝在与西山朝的战争中，将华人海盗头子梁文庚、范文才、莫官扶抓获并送往清廷，并将另一巨头郑七斩首，还捣毁了海盗在江坪的巢穴。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西山战争的结束，却让华人海盗们失去了一个释放口，于是他们大举回流进入中国海域。也是从此时开始，中国境内的海盗潮彻底爆发。江坪被捣毁后，虽然有过重建，但更多的人也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开始向广州一带活动。

海盗最初的活动受制于他们内部的整合。最初，在广东省就有十二大海盗互相竞争。到了嘉庆十年（1805），他们在竞争过后终于决定合作。这一年7月，在竞争中剩下的七位海盗签署了一份合约，结成联盟。随后由于有一人退出，联盟中实际上有六大帮，分别以红、黑、白、绿、蓝、黄色的旗为标志。每一个帮有七十到三千艘船。

在这六大帮中，最大的红旗大帮的领袖是郑一，最初他只有二百艘帆船，人数在两万到四万人之间，但到了嘉庆十二年（1807），他单在香港鲤鱼门地区就有六百多艘船。

郑一的海盗联盟采取双总部的做法，一个永久性总部设在雷州半岛，他们占据了雷州半岛两侧的小岛硇洲和涠洲，这里既可以覆盖宽阔的海域，也由于人烟稀少不会受到清剿；第二个总部则位于东部的大屿山，现在是香港最大的岛屿。这里距离广州更近，也有大量的船民，这些船民既可以通风报信，也可以成为海盗的补充。

郑一巅峰时期势力甚至到达珠江内河，他的锚地越过虎门直达黄埔。但不幸的是，就在巅峰之时，嘉庆十二年（1807），他突然遭遇飓风，掉入海中死了。郑一的事业并不缺乏继承人，他死后，其遗孀郑一嫂扛起了红旗大帮的旗帜。后来她嫁给养子张保，更巩固了地位。

作为女性，郑一嫂更懂得制度的重要性。靠私人关系维持的组织往往在领导人死后，留给继承人棘手的难题，只有制度才能解决换代的问题。也正是从她开始，海盗们摆脱了郑一时期的快意恩仇，变得更加组织化了。郑一嫂颁布法令：擅权抗命者处死；偷窃联盟物资，或者偷窃那些供应海盗的人的财产，处死；不得私藏战利品，战利品统一登记和分配，抢到战利品的人只能分得两成，剩下的进入公共资金池，用以购买给养和补贴其他人。

组织化的海盗立刻展现出强悍的战斗力，他们成了广东沿海的霸主。他们善于掳掠一切船只，最喜欢的是驾着双桅帆船、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葡萄牙水手，以及美国人的船。但他们不会轻易伤害西洋人，有时会利用他们的专长（如医生）为自己服务。当西洋人被海盗俘虏后，甚至连广东官方都必须出面参与赎人。

除了称霸海上之外，他们还抢劫陆地上的村庄和军营。由于他们总是有足够的眼线通风报信，官方拿他们毫无办法。

海盗另外两项关键性收入是盐业和鸦片。关于后一种，本书将放在最后一章讲述。广东在当时有二十二个盐场，嘉庆元年（1796），还在西山军旗下的海盗就开始涉足盐业，袭击盐船。到了嘉庆六年，他们已经可以组成三百艘船的大型船队，对港口内的盐船发动袭击了。不管是普通商人还是盐商，都发现与其被抢劫，还不如直接支付保护费，于是保护费也成了海盗的重要收入。只要缴纳了保护费，就可以得到一张有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一路上可以畅行无阻。到嘉庆九年，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船只都缴纳了保护费。

与中国官方的保守不同，海盗对西洋技术简直来者不拒，他们只要发现有用，就会立刻采纳。这些技术包括西洋的枪炮，也包括船只。当时福建泉州还有中国的造船机构，那里也是少有的还能建造航行南洋的战舰的地方。

这种船甚至可以安装三十门大炮，装三百到四百人，这种船成了海盗的最爱。运输船方面则是广东的船最结实。嘉庆十四年（1809），他们处于鼎盛时期，一共拥有两千艘船，其中两百艘属于洋船或者福建船。这些船在与外国船的竞争中已经不落下风。

海盗如此强大，清政府在沿海地区的军力又如何呢？不幸的是，清朝的海军已经陷入低谷，我们可以用“船只失修、武器落后、制度过时、财政缺乏、指挥紊乱”这二十个字来形容。

关于装备和财政方面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谈，这里只说制度和指挥系统的问题。以广东为例，广东从明朝后期开始，海防就分为三路，分别是东路（惠州和潮州）、中路（广州）和西路（下四府，即高州、雷州、廉州和琼州）。三路的划分使得不同地方的海军各自为政，无法协调，而海盗的活动区域却是连续的，穿越了三路的边界，在讨伐他们时，协调和组织都非常困难。广东海军的上层还包括由四百七十人组成的左右两翼水师，首领是满人。地方上还驻扎着八旗兵和绿营军。如果做一个类比，八旗兵相当于正规军，而绿营军则相当于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警察。

除了军事，广东还有着复杂的行政层级，包括总督、省、道、府、厅、州、县，这些政府都配有一定的绿营军，但是名目繁杂。比如，总督指挥的军队称为“督标”，提督指挥的称为“提标”，巡抚指挥的称为“抚标”。各标之下是绿营总兵，所属的水师分为镇标、协标、营、哨、汛等。

海军的驻地也是不同的。总督管辖的水师驻扎在肇庆，提督的水师驻扎在惠州。绿营中的三个水师总兵则分别驻扎在高州、南澳和琼州。

这种组织的协调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想要在战争任务中形成协调，必须将指挥权统一起来赋予某个负责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即便是总督，也几乎不可能调动巡抚、按察使和盐法道下属的武装警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遵循地方分权原则。皇帝为了限制地方官员，避免他们造反，总是将行政权（包括财政权）、军事权和监察权三分，让他们谁也无法获得独断的权力。比如，一位总兵掌握的军队要比总督和巡抚还多，但是总兵没有财权，必须仰仗中央调拨物资，而总督的监察权虽然很大，在行政上却不见得能够指挥得了作为他下属的巡抚。

清朝还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满人对汉人的防备。他们更加指望满人自己的八旗兵，但八旗兵已经退化得快不能打仗了。八旗兵越退化，皇帝越担心汉人的绿营军造反，为此，他们自毁长城般不断地寻求削弱绿营，将他们拆得七零八落，驻扎在各地。广东沿海地区的绿营汛所有一百个，每隔五到十千米就有一个，每个汛所都有望楼，插着彩旗，看上去很壮观，但每个汛所只有五到二十人，根本无法抵御海盗。

在船只方面，广东只有一百八十七艘小船，分属三十五个营。而海盗有数千艘船，可以集中调动。广东官员也并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嘉庆五年（1800），两广总督吉庆上奏，请求从未解付的盐款中提二十一万六千两白银制造八十艘战船。但当时皇帝正被内部的反叛弄得焦头烂额，直接拒绝，表示广东的船已经不少了。不过，为了安抚吉庆，皇帝同意拨用八万六千两白银建造二十八艘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官员们也知道要想镇压海盗是不现实的。

但海盗已经坐大，不处理也不行。于是嘉庆皇帝调名将那彦成镇压海盗。嘉庆十年（1805）春，那彦成到达广州。

那彦成到达后，发现情况比他想象中更糟糕。虽然理论上广东水师拥有一百三十五艘主要用于作战的米艇，但由于缺乏保养修理，许多米艇都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实际上能用的只有八十三艘。就在这八十三艘船中，还有二十六艘需要大修。士兵只有一万九千人，不到海盗的三分之一。

所谓“米艇”，最初是用来运送粮食的，分成大、中、小号，其中大号载重量两千五百石，中号和小号载重量分别是两千石和一千五百石。米艇是出于商业目的开发的，行驶便捷；而广东水师原来用船虽然结实，但过于笨重、缓慢，不实用。于是水师改用米艇作为战舰，经过改造后，米艇可以装两根或三根桅杆，安放大型火炮，每艘米艇可以坐四十到八十人。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对比：海盗最好的船上可以安装三十门大炮，坐数百人，从人员到武器都超过米艇；米艇大都没有经历过实际战斗，海盗船却是天天在实战，官方船顶多只具有吓阻的功能。

除了船只，清军在其他装备上也是落后的。清初的红衣大炮曾经震慑四方，但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其火器已经极其落后：水师没有专门为海战设计的大炮，战船上的炮更是五花八门，都是在不同的年代从各种途径得到的葡萄牙和荷兰人制造的老火炮。不仅火炮落后，连炮弹都不足，甚至装不进炮筒里。而且火炮是固定在船上的，缺乏灵活性。火药也同样落后，颗粒不均、容易结块。水师除了火炮，还配备有刀剑长矛和弓箭，但这些武器已经完全不适合近代战争了。

广东地方原本有着严格的巡航制度，但是日久天长，各地的武官都已经不再执行，所谓巡航成了走过场。海盗兴起后，各地官兵都害怕巡航，因为一旦出去，就有可能遇到海盗，不得不应战。所以巡航更是成了纸面上的游戏。事实上，那彦成到来之前，广东水师已经屡吃败仗了。嘉庆八年（1803），总兵黄标和提督孙全谋被海盗击败。嘉庆十年初，提督魏大斌全军覆没。总之，这些正规军已经指望不上了，他们的战斗力很弱，却又耗费经费，

偏偏那彦成最缺的就是钱。

那彦成该怎样解决海盗问题呢？他想到了几种制度：一、正规军还是要的，为此要新造三十三艘船，修复二十六艘船，形成一百二十艘船的正规水师；二、在正规军之外，发展保甲制度，利用连坐，断绝地方百姓与海盗的联系；三、训练民兵来补充正规军，也就是乡勇团练制度；四、联合外国人对付海盗。保甲制度在清朝一直存在，却由于实施的成本太高，一直无法推广。

那彦成决定加强保甲制。另外，保甲制还是团练制度的基础，因为要对每一户的男丁进行登记，家中有多余男丁的才参加团练，充当团练头目的就是保长和甲长等人。他还在沿海地区挖了深壕，以期断绝和海盗的联系。

在那彦成之前，广东官方就有意联合葡萄牙人抗击海盗——澳门在当时也受到海盗的威胁。但嘉庆九年（1804）中葡的两次联合行动都失败了，这导致皇帝大怒，下令不准和外国人联合。英国人有心帮助广东镇压海盗，但那彦成掂量之后，不得不拒绝了。

嘉庆十年（1805）下半年，那彦成终于要行动了。官军在广州湾发动了剿匪行动，击毙海盗六百名，击沉十八艘船（包括十艘待修的空船），俘虏二百三十二名海盗，俘获八艘船。这是一次清军的胜利，但成果与海盗的整体军力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更麻烦的是，虽然胜利了，但这次战斗让官军体会到了海盗的力量，他们更加不敢出战了。

眼看无法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反而可能会承担大规模的失败，那彦成只

好改变策略，采用招抚的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智慧——在控制力变弱之时，都会试图将无法镇压的反叛者招安过来。

他宣布，只要宣称自己是被逼参加海盗的人，不管是普通海盗还是头目，都可以投降，想回家的发给路费，不想回家的可以在清政府中当官或者当兵。他的政策终于惹恼了皇帝——皇帝还不能接受自己强大的帝国居然对付不了海盗。那彦成最初还能通过描述海盗的走投无路来获得皇帝的赞许，但随后，官军在不同的地点遭受海盗袭击的消息传到了皇帝那里，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将那彦成革职，之前的所有政策也被废除，并任命直隶总督吴熊光取代了那彦成。

吴熊光时期，事态继续恶化。嘉庆十三年（1808）年初，浙江提督李长庚被海盗击毙。同年，虎门总兵林国良被击毙。在海盗的打击下，广东水师的船只减少了一半，财政更是无以为继。

与此同时，吴熊光还在要求组建新的船队，他看上了一种“登花船”，船长约三十米，在战争中的表现优于米艇，每艘造价七千两白银（不含武器）。

由于财政匮乏，请求依然被皇帝搁置。嘉庆十四年（1809），吴熊光被撤职，由百龄继任。这已经是皇帝用于对付海盗的第四任总督了。

百龄的策略也没有超出那彦成和吴熊光，但在他的任上，情况更紧急了，迫使皇帝必须面对现实。百龄时期，海盗不仅侵入珠江，还深入内陆打劫，形势朝着失控发展。这些情况让皇帝不得不认可了百龄的意见，而百龄的

意见又几乎与那彦成完全一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建造四十艘米艇，取代吴熊光要求的二十艘登花船，后又要求建造一百艘米艇。在米艇建造完成之前，征调民船以补充海军所需用船。这一次，朝廷同意拨款建造一百艘米艇和一千门铁炮。

第二，采取保甲和团练制度，形成类似于海禁的措施，切断海盗的补给和人员补充。

第三，与海外结盟对付海盗。嘉庆十四年（1809），中葡和中英联合军队分别与海盗作战，均没有成功，也部分成就了张保“夺取全中国”的豪言——当年夏秋之际，海盗扣留了暹罗朝贡使团的三艘船，将五艘美国船驱赶到澳门，甚至劫持了帝汶总督的“安东尼奥·波特罗·何门”号双桅帆船。就这样，东南沿海的海盗将大清帝国逼入墙角。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只得认清现实。在百龄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重新采取那彦成的最后一步棋：招抚。

比起那彦成，百龄的招抚工作显得更加小心翼翼和处心积虑。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利用内部矛盾，最终分化了海盗，让一部分人投降，再与朝廷一起剿灭另一部分不肯投降的人。

最先投降的是黑旗大帮的郭婆带，百龄亲自前往接见这位海盗首领。之后，海盗中最主要的红旗大帮，张保和郑一嫂也投降。郑一嫂亲赴百龄府上，通过谈判获得了保留部分船队的权力，张保则加入了清政府的军队，担任澎湖副将。最后，张保、郭婆带等人又与清军联合，剿灭了最后一支海盗——蓝旗大帮的乌石二，结束了这个特殊的海盗时代。

19世纪初的海盗事件为后世提供了太多对未来的警示。事实上，不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而是早在嘉庆十四年（1809），清朝的海军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他们显得如此衰弱，完全无法应付新式的海战，也无法抵挡洋枪洋炮的冲击。指挥紊乱、层层制约、欺上瞒下的情况与后世已经毫无二致。皇帝甚至虚弱到必须与海盗谈判，这与康熙时期无所畏惧的武力只不过隔了两个皇帝而已。

海盗事件也让海外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虚弱，也正是从这个事件起，欧洲人已经认定清朝的武力不堪一击。

皇帝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的无能和孱弱已经达到极致。但就如同最无能的人往往自尊心最强、最在意别人的尊重一样，清朝在这时偏偏到了最讲究礼仪的时期，在对外关系上也表现出了最强硬的姿态……

（本文选摘自《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郭建龙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