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推动， 沪浙之间的各方面交流日益。从历史视野来看，位于江南地区的上海与浙江保持着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自近代上海开埠之后，大量浙籍人士涌入上海，在国际化都市的舞台上展现了浙江文化的魅力。例如湖州帮、宁波帮、绍兴帮等浙江商业力量，在上海崛起成为近代不可忽视的商业力量，也为上海的繁荣发展带来助力。作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传播中心的上海，同样对周边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轰轰烈烈的清末浙江保路运动，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反帝爱国运动，其爆发、演进与最终胜利，都与上海的影响息息相关。

保路肇始：一品香浙绅斥美商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解决赔款问题而大量向外借债，而列强在对华贷款的同时，则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大规模夺取在华铁路修筑权。深受战败屈辱的中国人也纷纷自筹股份，兴筑铁路，来保护路权而拯救国家危亡。新政中的清政府为了奖励实业，也向商人开放铁路的修筑权，允许各省官绅自行召集股本，兴建铁路的干线或支线。

浙江铁路公司的成立与浙赣铁路风潮有关。1905年春，粤汉铁路合兴公司代理人美商倍次，由于受到粤湘鄂等省商民的保路压力，转而向清政府要求承筑浙江杭州经常山至江西玉山的铁路。清政府对该事件态度模棱两可，让倍次“与官绅商酌办理”。接到浙抚指示的浙江农工商矿总局，召集杭、严、衢三府的士绅集议此事。浙商意见不一，商会“颇有允意”，但是杭绅樊介轩等联名会禀浙抚抗议，并联络了在京浙籍官员和在沪浙籍绅商共同施压。倍次决定先说服在沪的浙江绅商，于当年3月29日邀请了在沪浙籍绅商，聚会于福州路上著名的番菜馆一品香共商，与会的浙江绅商主要包括王存善、严信厚、沈敦和等洋务官员，以及汤寿潜、夏曾佑、张元济等文教界人士。倍次在宴会上说：“建筑铁路于本地大有利益，诸公究竟赞成否？”同时拿出纸笔，写下“赞成”二字。浙绅汤寿潜当即怒不可遏地站出来拒绝说：“建造铁路，有益地方，固所赞同。但由外人出资代办，为害非浅，所以赞而不成。”汤寿潜出身绍兴山阴县天乐乡，曾以《危言》一书指斥时弊、立倡革新而得赞誉，获得功名之后却辞官而热心从事地方教育、实业，在上海新政中颇多建树。1905年初，为抗议美国排斥和虐待中国劳工，上海社会抵制美货运动兴起，汤寿潜、张元济等浙籍绅商多参与其中，受此爱国风潮影响，对倍次侵犯主权之意图自然怒不可遏。汤寿潜带头拒绝，其他浙籍绅商亦纷纷表示拒绝与倍次的合作。

浙路公司

一品香聚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杭绅夏曾佑代表与会在沪浙绅在《中外日报》撰文《谨告杭衢严三府绅士》，向社会明确表示了浙江绅商的态度：一、浙江地方官绅必须获得投资权、筑路权和铁路所有权；二、浙江官民有能力筹集资金修筑铁路；三、浙江应尽快保证铁路的所有权以避免纠纷。得知消息后，寓日浙江留学生、在京浙籍官员也纷纷电函浙江官府，反对借款筑路，并请派代表至上海与寓沪绅商会议办法。

初始，浙绅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沈敦和等一些曾参与洋务的士绅认为借款并非不可行，既可通过借款缓解地方压力，也可通过合同规章来防止主权被窃。这些意见遭到浙江留日学生群体的激烈反对，他们在上海《中外日报》登文《驳沈仲礼论浙赣铁路事》，深刻揭露了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严重后果，指出浙赣铁路问题本质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列强对华签署的合同并不严格遵守，而浙江民众也有能力筹集到路款，但须建立起具有坚强意志与崇高威望的保路领导层，在主权危机下尽早建成铁路。在沪上媒体的不断推动下，寓沪浙江绅商开始团结起来，著名的浙路公司遂告诞生，浙江保路运动亦拉开序幕。

从浙路运动的兴起，可以看到上海对浙江商民的巨大影响。晚清上海商贸逐步兴盛，民族工业也开始起步，文化产业亦渐发达，吸引了大量主导浙江事务的浙籍绅商、知识分子聚集于沪。例如汤寿潜就在上海参与创办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并曾担任龙门书院山长。刘锦藻很早就随其父南浔首富刘墉来沪经营湖丝业、房地产业。在上海的见识与经历，让他们理解了现代化对于地方发展的意义。四明公所血案、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大闹会审公堂等清末上海逐渐兴起的爱国运动，深深影响了浙江绅商与知识分子，让他们理解了现代化工商业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并在屡次运动中团结起来，参与到保卫路权的运动中。晚清知识分子学习租界报刊业的经验，促使上海华人媒体也逐渐发达，尤其是具备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群体的加入，使其成为宣传号召、凝聚人心的重要渠道，更有利于保路运动的展开。

浙路公司：倚沪聚人聚财建铁路

1905年7月24日下午，旅沪浙绅一百六十余人在上海斜桥洋务局召开大会，成立了以自办为宗旨的浙江铁路公司。这次大会完成了三项议程：一、公开宣布浙江民众拒绝洋款介入浙赣铁路；二、宣布浙江将开始为修路而自行筹款，并公举汤寿潜为总理，刘锦藻为副总理；三、开始自筹办路经费。

晚清新政时期，各地多有自建铁路公司而拯救危亡者，声势较大的除了浙路公司外，还有粤路公司、川路公司等。然而仓促面对工业化的传统绅商，往往囿于内部矛盾、资金匮乏而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浙路公司最初的工作，也是在保路旗号下整合队伍与筹集路款。

浙路运动的领导层基本可以分为浙籍京官、在沪绅商、留日学生三大群体，对自办铁路的理解及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在沪绅商中一部分人认为，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可适当接受洋款和洋人介入管理，以达到尽早筑成铁路的目的；留日学生具备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很多人与光复会等革命党有联系，强烈反对洋款进入而坚持完全自办，自公司成立时就严厉批评前者的观点；以汤寿潜、刘锦藻为代表的大多数浙绅既希望抵制西方侵略，也不愿意引发激烈冲突而引起社会动荡，而利用上海知识分子聚集的优势，采取整合队伍的办法。1907秋，在浙籍商绅、光复会等组织的推动下，浙江旅沪学会在上海成立。与一般意义上讲求学术为基本要求的“学会”不同，浙江旅沪学会在成立之初的目的，也包括团结寓沪浙人与关心地方公益，不仅留日学生群体纷纷加入，汤寿潜、张元济等主导浙路运动的商绅均参与其中。浙江旅沪学会成立后开展的讨论，与浙路公司的活动相配合，将坚持自主筑路的群体整合起来，避免了因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分裂，也制约了激进主义者的盲动，并为保路运动的集资、宣传和培养后备力量做好了准备。

商办浙路公司的资金来源，依赖浙商为主的民间筹集，保路运动的高层充分利用上海的各种资源以达成目标。愚园、张园等地是近代上海宣传先进思想的著名城市空间，在保路运动时期，浙路公司常在这些地方开展宣传和筹款活动。最为著名的当属1907年11月为纪念筑路殉职的学生邬纲、工程师汤绪，在愚园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汤寿潜致辞时说：“邬、汤之殉，妇孺咸戚，绍之饼师，杭之挑夫，沪之名伶，义愤所激，附股若竞”。同乡会是商埠城市常见的客籍工商业者组织，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商业与贸易中心，聚集了浙江各地同乡会，成为浙路公司筹款的重要对象。以著名的宁波帮为例，汤寿潜、刘锦藻等多次参加旅沪宁波同乡会的会议，以“保浙路即保浙江”的口号，号召宁波商人成为全省认股的榜样，呼吁十年之内建成全浙铁路网，“外国人亦不来笑我们，欺侮我们了”。在此激励之下，至11月28日底，浙江各地绅商认股已达二千七百余万，远高于邻省苏路公司。当时《四明日报》这样描述浙路筹款的消息传播：“由上海而各省，而各府，而各州县，而各镇乡，接踵而起，聆其议论，多主集股。”

上海愚园

除了整合队伍与筹集路款之外，浙路公司还充分利用了上海的人才与技术资源优势。例如利用上海外侨和留学生群体和南洋公学等教育机构，招募中外铁路工程师。利用上海洋务企业，购买地价的铁路器材，汤寿潜曾宣称，购料董事多为熟于上海情形者。利用上海金融市场，筹建浙江兴业银行，负责该行的叶景葵等浙商始终重视从上海吸纳资金。

在上海各方力量的支持下，浙路公司避免了其他地方铁路建设的种种弊端，取得了全国瞩目的成功。1909年8月13日，沪杭铁路完成了全线通车，经邮传部派员考核，全线共331.2里，计设15站，桥144座，涵洞14处，水管113处，拥有铁路学堂、车库、电报、机厂等设施，被当时的媒体评价为：“其工期之短、质量之佳与经费之省为全国商办铁路之最。”

沪杭铁路通车典礼（1909年）

保路风潮：倚沪联东南而卫路权

晚清保路运动初始，清政府尚能协助各地铁路公司筑路，而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也不得不对列强妥协，逐渐采取压制地方民众的立场。西方列强的掠夺，晚清政府的压迫，引发了中外关注的保路风潮。晚清浙江保路风潮主要爆发了三次，上海均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第一次是争废《苏杭甬铁路草合同》事件。1898年10月，在英国的逼迫下，清廷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由怡和洋行、汇丰银行组成）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同意英方筑造苏州经杭州至宁波的铁路，由怡和洋行贷款。不过英方并未派人来华勘测路线，双方也未对次合同正式签字。在浙路公司成立之后，英方看到中国自建铁路风气渐盛，要求与清政府正式签约，以期能夺取苏杭甬铁路的路权。但因英方在协议上确实理亏，在浙路公司的力争之下未能得逞，清政府声明废除合同。当时浙绅孙宝琦呈请外务部的信中提到，上海已成为除杭州以外浙江绅商聚集抗议最多的地方。

第二次是力拒英国路款事件。1906年秋，新任英国公使朱尔典施压清政府，要求收回废除合同的声明。外务部汪大燮提出由清政府向英方借款、再转借给浙路、苏路公司的办法。英国银公司遂提出，筑路过程中的总工程师、总管账须择用英国人，以便控制路权。消息传来，江浙等地舆论大哗，汤寿潜等浙路公司高层频频在上海愚园等地召集士民开会，一方面呼吁拒款，抵制英方与清政府的辱国之举，一方面号召筹款，加快浙路自办建设。最终清政府与地方绅商进行了妥协，表示虽然接受借款，但筑路与借款分为两事，技术人员亦有公司自行聘任。这次风潮中，上海民众的行动已引起地方督抚的重视：“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作为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城市罢工引发的风险是清政府无法承担的，也是逼迫地方政要求妥协的因素之一。

汤寿潜

第三次是抗争废存款章程事件。1908年3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右侍郎，公布“部借部还”新方案，规定英方出款150万英镑存于邮传部，由邮传部出面借还，拨给江浙两省筑路之用，两省铁路公司下设沪杭甬铁路局，用英国工程师主持局事，此即《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清政府同时调动军队至浙西，试图恫吓民众。8月底，面对浙江绅商的激烈反对，清政府在外调汤寿潜无望的情况下，宣布将汤寿潜革职，“不准干预路事”。9月，浙籍绅商在江南各地集会声援汤寿潜、争废章程的活动达至高潮，其中以上海临时股东大会规模最大。浙路公司1200人股东在上海集议开会，议决请求浙抚销去军机处“不准干预路事”字样，恢复汤寿潜职位。会后，3000余名旅沪浙江绅商由甬籍名士范贤方领头，包乘专车赴杭州，面求浙江巡抚向清廷代奏，请收回成命。寓沪绅商的抗争得到了谘议局为主的立宪派的响应，一时间杭城“人心异常愤激，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

临时大会与赴杭请愿之后，浙江之外的上海隐然成为浙籍绅商抗争的中心。9月14日，浙路公司在上海复开股东大会，决定由朱福诜、王锡荣等六人组成进京请愿团，联络在京浙籍官员请求废除章程。同时，浙路公司与苏路公司频频联合会议，并与当时上海风头正盛的立宪运动联系起来。1911年2月，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商定，一致行动撤销沪杭甬铁路局，辞退英国总工程师。经过浙江绅商在上海的一系列活动，浙江保路风潮已经演变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使清政府深感已威胁到地方统治和政局安定，遂命邮传部与英国公使商议，同意废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随后，沪杭甬铁路局被撤销，英籍总工程师也停止职务，浙江保路运动至此获得全面胜利。

晚清浙江保路运动涵盖复杂，既是地方绅商抵制西方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东南人民联合进行的工业化壮举，其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探索。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中国士绅和民众，在现代化的很多方面是缺乏经验、知识和能力的。幸运的是，正蓬勃崛起的上海，在集聚各类资源进行自身现代化的同时，也为东南各地的发展提供了各种便利，推动了国家现代化转型。在经济资源方面，上海作为商贸与金融中心，为东南地区提供了财力物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聚集了各地有见识、有爱国爱乡情怀的开明绅商及其团体，成为推动地区发展的策源地。在科技资源方面，作为西学东渐重镇的上海，聚集了具备近代科学知识、管理知识的新型人才及其培训机构，成为推动东南地区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助力。在政治和宣传资源上，随着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也成为民族意识觉醒的中心区域，加上新式文化传媒业的促动，不仅屡屡爆发抵制外货、抵制租界等市民反侵略行动，也将先进的思想理念辐射至周边地区，为江浙等地的卫国卫乡义举提供了舆论空间、动员空间。从历史长时段的进程来看，浙江保路运动不啻为以上海为中心、联动东南地区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先声，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伟大事迹，均能从中看到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