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对于研究明清法律、财政、地方社会的学者而言，黄六鸿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以亲身经历撰写的巨著《福惠全书》，是清代部头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官箴书,康熙以降盛行坊间，被两百年来的官员幕友奉为金针，也是当代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广大历史爱好者，凡读过史景迁名作《王氏之死》的，想必也能对此人留下一些印象。那位不堪生活重压与人私奔，最后惨死在丈夫手中的村妇王氏，就是黄六鸿在山东郯城县任上的治下子民。全书展示着天灾不断、暴力横行、刀兵盗拓的清初基层社会，惟有秉公断案的黄知县，算是这昏暗天地中的一抹微光。虽然《王氏之死》的描述，都来自《福惠全书》的陈说，必定掺入黄六鸿自我标榜的成分，但其勤政爱民、谳狱有方的能吏形象，确乎就此树立起来。

黄六鸿在知县任上政绩卓著，官却做得不大，其人以吏干著称，并无经史、文学领域的名气。这样的人物，虽有官箴名著可充门面，其历史形象却往往是工具性的，很难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历史研究者与公共写作者的视野。然而当我们跳出《福惠全书》框定的范围，开始以“黄六鸿”为关键词寻找历史话题时，就会惊喜发现，他与他的至亲——父亲、妻子、女儿、女婿，都是如此经历传奇、个性丰满。从个体生命发展史，到家族代际变迁史，他们被明清之际的大浪裹挟，却从未甘做沉默无声的鱼鳖虾蟹。

《福惠全书》书影

最是仓皇辞庙日

黄六鸿家族世居江西省瑞州府新昌县，自称北宋名贤黄庭坚后裔。其本支在明末发迹，代表人物是六鸿之父黄国琦。国琦字石公，号五湖，崇祯九年举人，次年连捷成进士，历任福建建阳、山东滋阳知县。读书的秀才一经入仕，就要担当起主政一方、保境安民重任，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一点上，黄国琦显然有些超乎常人的天赋，是个乱世中随机应变、力行有为的能人。从史籍对他的评价来看，亲友后辈谀以“文章忠节声名遍天下”，显然名实不符；而方志中称赞的“倜傥有声”“少负奇才”，却并非全然虚美。譬如他初莅闽北，邻境浦城有巨寇肆掠，“宪檄国琦摄浦，单骑诣贼垒谕降，地方获宁”。他在建阳“两举卓廉”，履任滋阳后，考绩也列在最优。很快，黄国琦获得行取进京机会，一条青云之路在他脚下铺就。

与那些推崇“宰相起于州部”的王朝不同，明朝官制内重外轻，且职任的清要与否、升转迟速，较当下的品级高低更加受人关注。京职中，翰林院、吏部、都察院、六科尤极清华之选，被时人呼为“四衙门”。其所属的低级官员资浅而望重，全不将鄙拙外僚放在眼里。万历年间，即便以七品科道官外放从三品参政，当事人也会“裂眦攘臂，如不欲生”，可见仕途的内外悬殊，到了何种地步。不过，那些进士及第、年富力强、才干卓著，却没能谋得京职的官员，也无需就此气馁。王朝在制度设计上，为他们留下一条快速上升通道——行取，即从科目出身的推官、知县中择其优者，保举到京，由都察院、吏部等衙门考察、奏补，经皇帝批准后即可授为六部主事，或是科道要职。这些通过行取路线补授京职的官员，如腐鼠一跃而成鹓鸾，真使宦海中人翻有登仙之羡。

崇祯十七年春天，春风得意的黄国琦进京面圣。外官行取本是吏部的常规工作，不需要皇帝出面。但此时的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崇祯帝求治心切，对于民情练达的行取官员，都要亲自接见、量才授职。同列三十三名官员中，黄国琦位居班首，三月十六日，在紫禁城中左门受到皇帝召见。对于这些品秩低微的新面孔，崇祯帝也汲汲惶惶，迫不及待地询以剿寇、安人心、生财足用办法。虽是三十三人依次奏对，但《实录》专门点出黄国琦的名字，说他“言称旨，即授兵科给事中”。《国榷》较详细记录了黄国琦的奏对内容。譬如提到剿寇一节，黄对曰：“贼之骄，招抚误之也。”问生财之法，对以：“大概加派捐助俱非也，皇上当搜内帑资外费。”再问用人之道，则称：“天下未必无人，但人未必为用耳。”

当时只道是寻常，谁能想到，这样一场集体召对活动，竟成了教坊犹奏别离歌的引曲。没等黄国琦从叨蒙知遇的兴奋中缓过神，历史的车轮就猝不及防地碾压上来——皇帝忽接密报：昌平陷落，总兵官李守鑅自刎，闯军纵兵焚烧皇陵。崇祯帝大惊而起，仓皇入内，群臣也随即奉旨散去。

接下来的两天，是大明王朝的至暗时刻：闯军进入京城，皇帝斩杀后妃，在煤山自缢。一时天下大变，犹如海啸洪流。对黄国琦而言，如果他尚在滋阳做知县，或许还有观望、南逃，乃至召募义士保境安民等多种选择，至少可以与任上的亲属僚友一道商量；如果久任京职，大约也能事先得到消息，或留或走，预为筹划。而他轻车简从，内擢进京，骤然间国破君亡，何去何从，实属万难措手。

入清以后，在提到此际黄国琦的表现时，黄家晚辈以及方志传记都进行了模糊处理，称其“闯变南还”“奉母南归”“移寓金陵”；而明季史书，如《国榷》《流寇志》《明季实录》《小腆纪年》等，俱言其降闯、授伪职。至于所授之职，则说法不一，或称扬州府尹，或称吏部验封司掌印。更有耸人听闻的传言：“贼破前门，给事中黄国琦迎降，为贼传伪诏，令中军持琴弦、绫帛入宫，达上前。帝已出宫，不得达。”（彭孙贻《流寇志》卷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意指黄国琦不但主动迎降，且代李自成传话，以琴弦、白绫逼迫崇祯帝自杀。《甲申传信录》则代为辩白，称其考选进京，不至为此。

黄国琦是南方人，因为滞留北京而降闯，当然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很快，随着闯军溃败西奔，他也择机南下金陵。关于黄国琦在弘光时代的经历，他家乡的《瑞州府志》与《国榷》《明季南略》等史料记载截然两样。府志称其闯变南还，受到史可法、王燮交章举荐，授职任官。而明季史料不但将其举荐人归为跋扈贪鄙的江北军阀刘泽清，还记录了朝中御史激烈的反对意见：责其曾授伪官，不可复加重用。

事实上，身处瞬息万变的大混战时代，个人选择往往模糊混沌，甚至根本无从选择。褒贬的权力掌握在后人手中，而非其本身所能顾及。从时间线上看，崇祯十七年十月，南下的黄国琦被弘光朝廷免去从逆之罪，担任水营监军。次年四月，又将其官复原职，试兵科给事中。其时，清兵已经重困扬州，月余光景，多铎即挥师进入南京，石头城又见一片降幡。这不能不令人感叹，兵科给事中一职之于黄国琦，简直形同诅咒。

此后的黄国琦不再出仕，也没有回到故乡新昌，而是将全家迁至金陵，做起“地方利弊知无不言，当道咸贵重之”的体面绅士。顺治十一年正月，降清大学士冯铨向清帝举荐在野及获罪士人中的“堪擢用”者，内中不乏郝浴、王崇简、吴伟业等大名人，而排在最后者即是黄国琦。冯铨奏疏中称他为故明知县，而非科臣、给谏之类，或许是刻意淡化他以兵科给事中身份降闯，及在南明的任职经历，避免触发清朝统治者的敏感神经。对于清廷的征召，黄国琦并未理会，这也使他免于侍奉三朝的讥评。

莫把弹章怨老黄

虽然本人终老林泉，但黄国琦支持儿子黄六鸿在清朝出仕。六鸿字子正，号思湖，生于崇祯二年，幼时随父任在外。甲申易代之际，陷在京师的父亲生死难料，束发之年的黄六鸿冒着障天烽烟，奉母奔归原籍。顺治八年，二十二岁的他考中江西乡试举人，此后会试不第，康熙九年选任山东兖州府郯城知县。在郯城，他出其不意地擒拿了巨盗王可习父子，将这个三辅盗薮治理得井井有条，并由此声名鹊起。康熙十一年，黄六鸿丁忧去职，释服后改任直隶河间府东光知县。他在两县任上宦绩彪炳，并托赖于《福惠全书》流传后世。对此，我们毋庸赘言，单看他知县以外的仕宦与生活经历。

康熙十七年，在知县任上表现出色的黄六鸿获得了和乃父同样的机会——由外官行取进京，考选一等，升任六科给事中。作为谏官，给事中具有纠参百官职责，而黄六鸿履职中的最著名事件，是弹劾詹事府赞善赵执信等人国丧演剧。所演剧目，正是大名鼎鼎的全本昆剧《长生殿传奇》。

《长生殿》由客居京城的杭州才子洪昇创作，前后三易其稿，历时十年。康熙二十七年，这部句句凄绝、字字典雅的传奇剧本告竣，一时间名班聚演、宫府盛传，占据了梨园菊部的时尚顶流。这股热潮延续到次年秋天，洪昇生辰前夕，内聚班伶人为感谢他带来的滚滚财源，准备在其家中排演全剧祝寿，并邀请赞善赵执信、侍读学士朱典、侍讲李澄中、知府翁世庸、大名士查慎行（时名嗣琏）等齐聚一堂，为演出增光添彩。这群兴味盎然的才子名士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其时正值孝懿皇后佟佳氏丧期。按照《大清会典》，皇后崩逝，内外官员百日之内禁止嫁娶、作乐。果然，乐极生悲的局面很快出现，谏官黄六鸿将与宴官绅一本参倒，请旨科以“大不敬”重罪。当年十月，在康熙帝亲自过问下，洪昇下狱、赵执信等革职，“凡士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

关于《长生殿》大案的背后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有人称康熙帝厌恶其以异族作乱、百姓流离剧情讽刺本朝，故此案可作文字狱观之。事实上，洪昇南归不久，《长生殿》剧本就在杭州刊印出来，朱彝尊等名流纷纷作序题词。此后江苏巡抚宋荦、江宁织造曹寅、江南提督张勇等深受皇帝信任的高级官员，更先后主持搬演全本《长生殿》，并邀请洪昇亲往观摩。可见其剧本内容并不触犯皇帝忌讳，后续演出也未受到影响。还有学者将大案归因于康熙中期的南北党争，称洪昇与南党首脑徐乾学、高士奇往来密切，北党明珠等人借黄六鸿之手掀起大案，打击南党。笔者看来，如此说法也近于阴谋论式的猜测。洪昇名气虽大，政治地位却无足论；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赵执信是山东人，也和南党无关；至于黄六鸿，案发时年已六十，三年后休致告归，更无借助党争进行仕途投机的必要。

清人笔记论及此事，多采信“马吊结仇”之说。即黄六鸿先自知县内擢，以土产、诗稿遍送在京名士。礼物送到赵家时，赵执信正聚精会神与人打马吊，瞥见馈赠之物，便不耐烦地脱口而出道：“土物拜登，大集敬璧”。被退回诗集的黄六鸿恼羞成怒，遂有纠弹观剧诸事。当代研究者翻阅《康熙起居注》，又见吏部针对本案的题覆内有“其所参候补侍讲学士朱典常斗马吊”一句，猜测黄六鸿弹章中必有马吊一事，可与“马吊结仇”之说相互印证。（张宇声《〈长生殿〉案件新论》，《管子学刊》2009年第2期）

赵执信文章冠世，成名最早，而性情傲岸，“士以诗文贽者，合则投分订交，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是以大得狂名于长安”。康熙十八年，十八岁的赵执信中进士、得馆选；也是在这一年，五十岁的黄六鸿行取到京，初为给谏。可以想见，如果真有吏干派老辈好名送诗稿，而少年翰林狂傲简慢，“挥手谢去”场景，则黄六鸿的恼羞成怒确属情理之中。不过，黄氏内擢与《长生殿》大案相隔十年，衔恨反击，恐不待如此之久，也不会在弹章中特意强调马吊小事。想来黄、赵结仇的具体时间、原因，未必尽如笔记所言，但黄六鸿以文示好反受其辱，继而借端报复的关要大节，则虽不中，亦不远矣。当然，本案发动，终究是国丧观剧触犯律条，或又撞上皇帝丧妻之恸的霉头。故此士林中人一面惋惜洪、赵才华，大叹“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一面也批评其疏狂散漫，怪道叫人抓住把柄，是谓“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

人的历史面目就是如此诡吊，可以清晰，又格外模糊。在制度史、社会史研究维度，黄六鸿是当之无愧的能吏，《福惠全书》是堪为圭臬的杰作；而一旦转换到文学史叙事，他便不可避免地被描述成失意才子的迫害者、皇家霸权的卫道士、党同伐异的鹰犬爪牙，与曲中巨擘《长生殿》对立并传。对于黄六鸿本人而言，这些后见之明虽不在他的预料范围，但显然，他对自己的京官生涯也显得意兴阑珊，晚年总结起来，不免得出“谏官不如邑令”的结论。

现代舞台上的《长生殿》剧照

娘子军传娘子令

仕宦之外，黄六鸿的婚姻也颇有不同寻常之处。在家乡新昌，他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位妻子——明末兵部侍郎、同乡邹维琏之女。不过，邹夫人青年早逝，没有留下子女。顺治十二年，二十六岁的黄六鸿在山西大同与继室张夫人订婚。康熙十二年，夫妻二人生下独女，后择歙县翰林吴瞻淇为婿。黄女、吴婿伉俪情深，是以黄六鸿与张夫人的诸多事迹，特别是张夫人英风飒飒的巾帼传奇，均出自女婿《皇清待赠孺人继室黄氏行述》一文的追忆。

张夫人是将门遗孤。崇祯十七年二、三月间，闯军在山西境内势如破竹，一路占太原、破宁武、过雁门，北上大同。时任大同镇总兵姜瓖密献降表，这座九边重镇很快便告沦陷。其时，姜瓖的前任总兵张峻尚在城内居住，他率领部分军民登城固守，却于事无补。城破时，张峻战死，举家男女投池殉难。第二天乱象稍定，张峻的姨父冒险来张家察看情况。在池边，他发现有个孩童样的身躯尚能动弹，救出一看，正是张峻十岁出头的幼女。姨父母是高义之人，他们从战场上觅得张峻遗骸，池塘内打捞夫人尸骨，收葬一处，以慰忠贞。此后又收养遗孤，熬过明清之际的战乱光阴。十二年后，丧偶的南方人黄六鸿到大同访友，在当地有扶危助困之举，姨父母感叹此人是个君子，遂将孤女相托，令其结为夫妇。

张夫人虽未亲禀父教，却继承了将门遗风。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北伐金陵，战船进抵南京城下，将有攻城之势。八旗军由北京南下前往增援，但远水不解近渴，南京局势一度极为紧张。城内人心思动，即便已经降清多年的汉人官僚缙绅，也意存观望。这一年正值会试，不少江南举人迟疑不肯北上，黄六鸿也同样心存顾虑。张夫人判断郑军无胜算，催促丈夫尽快启程，以免被秋后算账。果如夫人所料，郑军败退后，清廷马上调查当年未曾赴考的举人，责其首鼠两端，甚或疑为内应。

康熙九年，黄六鸿被选为山东郯城知县。当时的华北地区多响马巨盗，黄六鸿率领家丁擒其在郯之为首之人，随后亲往府城，向上司面禀。散落同伙以为知县离境，城内空虚，遂纠合三十六寨之众，准备劫城反狱。张夫人得到消息后毫无惧色，即刻代替丈夫担当守城重任。她一面督派家丁在城内街巷巡逻，抓捕奸细，一面召集县丞、巡捕等佐贰官员，布置防守机宜。在夫人的指挥下，官兵绅民群策群力，固守县城十五日，盗贼见城内防备周密，只得放弃劫狱计划，各自散去。事后，张夫人智勇双全的女英雄形象，在鲁西南地区深入人心，郯城绅士更将黄府家丁称为娘子军。

张夫人出身名家、聘嫁宦门，如果放在常态下的明清社会，更大可能性是成为一个端庄柔弱的闺秀、循规蹈矩的妻子。而身处群雄逐鹿、盗贼蜂起的乱世，面对严酷的生存危机，身为女性的她，却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张力，其英略沉毅、审时度势，绝不下于她的丈夫，以及同时代饱学广见的男性士人。推而广之，正是这样的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社会矛盾，将成千上万个张夫人推到历史前台，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突破后人对于传统女性的羸弱想象。

明末清初女英雄代表——石柱土司秦良玉的戏曲形象

谁似君家伉俪奇

婚后的第十八年，年过四十的黄六鸿夫妇生下独女，是以“绝怜爱之”，六七岁时便为她延请名师，与教养儿子无异。和母亲张夫人一样，这位黄家姑娘也早早表现出审慎、明识、敏行的过人资质。不过，生长在承平时代的她，不再有机会成为娘子军领袖，转而将这些品质内化为治家之才、孝慈之心，在父女、婆媳、夫妻、母子等家庭伦理层面发挥作用。

黄六鸿就任京职的前几年，将妻女留在金陵家中。康熙二十二年，张夫人身患急症，不久病重离世。年仅十岁的女儿懂事异常，对母亲侍疾以勤，居丧以哀，令一众亲友刮目相看。丧事办完后，她给远方的父亲寄去情词凄恻的亲笔信，诉说无所依傍的思亲之苦。见到女儿稚嫩的笔触，黄六鸿且哭且怜，马上写信给金陵的亲属，请他们将孩子送到京城，父女团聚。接到回信的小姑娘当夜独宿在母亲卧室，悄悄检点遗物、收束完好，保证重要物品一件不落交到父亲手中。

黄六鸿惊叹女儿的早慧，决定为她慎择佳偶。康熙三十年，歙县才子吴瞻淇雀屏中选，成了黄家的东床快婿。瞻淇出身皖南大族，其父吴苑是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他先娶同乡名门女为妻，婚后琴瑟和谐。妻子病逝，瞻淇伤心不已，鳏居四年有余。为儿子不肯续弦之事，吴苑十分忧虑，多次劝说未果，直到黄女“贤而才”的盛名传来，才将瞻淇打动。因为黄家“不轻许人”的名声在外，吴苑力邀两位声望夙著的进士同年登门说媒。在媒人的美言下，黄六鸿亲自约见这位嘤鸣以求窈窕的吴公子。二人一见如故，即便坊间有“家门鼎盛而女好不当为人作继室”的说法，黄父也不为所动，当年十月即将爱女聘嫁吴生。

在丈夫吴瞻淇笔下，妻子至孝至贤，是吴、黄两家族和睦美满的关键因素。更难得的，是其孝其贤并非出于伦常规范、道德要求，而是慧根天成，饱含真情真性，兼具明达智理。她对父母感情纯挚，每每因女子嫁从夫居，不能为双亲尽孝而伤感。她追怀亡母张夫人，闲暇时，屡次向丈夫说起母亲的家族历史、坎坷经历，说到动情处，不免“涕泣随之”。偕夫过金陵祭母时，更是声随泣下，哀感路人。吴瞻淇无缘拜见岳母，但记其事迹历历如绘，显然是从夫人的日常交流中转述而来。

对于老父黄六鸿，做女儿的更是惦念备至，虽南北相隔数千里而问安书信不断。听说父亲经济拮据，她就摘下自己的金银首饰抵当周济；得到珍馐佳果，也要先寄给父亲品尝。有一年，吴、黄夫妇乘舟过山东黄河崖，见当地有四女祠，用来纪念四位矢志不嫁、儒冠养亲的汉代女子。吴瞻淇游祠归来，戏问妻子事亲至孝，怎么不效仿四女终身奉养，反肯嫁到自家？黄女不以为然，解释说自己身为女子，即便不嫁，对老父也只能晨昏定省，照料起居，无法光大门楣、继承宗祧，且要父亲为自己的晚景担忧。现在嫁得品行端正、建树有为的君子，夫君以全力侍奉双亲，再以余力惠及我的父母，我借助夫君力量报答养育之恩，不是比不嫁更有益么。她边说边哭，随即向丈夫提出：“吾父年六十尚未得子，他年有无未可知。顾吾母则长已矣，生于云中，殁于金陵，以忠臣之女而墓在荒烟蔓草中，余心恫焉。他日倘生两子，从君乞一子居金陵，守吾母墓，是我于四女迹不同而心同也。”（吴瞻淇《皇清待赠孺人继室黄氏行述》，《安徽歙县吴氏家传》，乾隆三十七年刻本，第五页）瞻淇听后深为感动，当即允诺。

吴父去世后，瞻淇携全家寄寓苏州，与金陵相去不远。黄六鸿晚年来往两地，常住在女儿女婿家中，享受外孙子女绕膝承欢的天伦之乐。女儿孝养备至自不必说，瞻淇与岳父虽为翁婿，而情同父子，连其弟也不禁感叹：“是翁是婿之绸缪，是父是女之慈孝，余行人下多矣，未见其匹也。”黄六鸿中年丧妻，又无子嗣，但以爱女贤婿为寄托，亦得优游晚景，享八十五岁高龄而寿终。

相对于父母子女间天生而成的亲密，作为儿媳，要想获得公婆，特别是婆母发自内心的喜爱，显然更属不易。在吴瞻淇笔下，妻子对婆母的体贴无微不至，除了常见的先承色笑、茶饭不苟、善理家政、和睦亲族外，其境界之最高之处，是支持丈夫淡薄爵禄，居家孝母以终天年。

吴瞻淇少年颖异，在科举场上的表现也十分出众。他于康熙四十二年高中二甲第十名进士，并由皇帝钦点，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多少新进士梦寐以求的仕途起点，如果能趁热打铁，成为南书房近侍文臣，日后取高官得厚禄，尽在指掌之间。然而此时吴瞻淇的父亲已经过世，他进京赴考前，老母牵衣相送，临歧伤心。瞻淇连连宽慰，说自己如果中第馆选，一定陈情告归，不让慈母久别悬念。蟾宫折桂之后，瞻淇只在翰林院停留了两个月，便准备践行诺言，告病回乡。这一举动令吴家亲友大为震惊，纷纷责备他胸无大志，错失了平步青云的良机。惟有妻子理解他的选择，并温言抚慰他略显失落的情绪，说道：“凡人与朋友约，尚不可无信，况老母临别牵裳之语乎？君年方富，居官之日长，暂归以践前言，何不可者？妾非不喜从君游宦，顾念姑在异乡，岂忍舍之远去？君归不过恬澹耳，有人于此年方少而不汲汲于富贵，以视夫奔竞而躁进者，岂不足挽回颓波乎？”妻子准情入理的开导，不但促成瞻淇母子团聚，也使婆母格外感动，常当面夸奖儿媳：“尔为名家女，果能知书史中大义”，又与同辈妯娌背后称赞：“是真有姑嫜在念者。”

对于善解人意的妻子，吴瞻淇具有恩爱而兼敬重的双重情感，视之为闺中良友。因为他既不出仕为官，又性情落拓不事生产，一家人在苏州的生活，便很难撑起豪族的门面。妻子在娘家是独生女，父母爱如掌珠，幼年鲜衣美食，日用充裕。嫁到吴家后日子相对拮据，却毫无怨言，不但自己布衣蔬食、克勤克俭，还教导子女以淡泊惜福为念，不可纵欲攀比。当时苏州地区有佞佛佞道的风气，世家妇女尤喜重金斋醮布施。黄夫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她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浪掷钱财，崇奉二氏。“居吴门十余年，不茹素，子女有疾不祈禳，僧尼、道士绝迹无入门者。”这样不合流俗的举动，得到丈夫充分肯定。

若论学问广博，“生平于书史略能涉猎”的妻子，固然不如翰林高第的丈夫。但对于经典深入浅出的品评见解，黄夫人却常常高出一筹，令瞻淇自愧不如，盛赞其“有男子识见所不逮者”。夫妻俩生育了五子四女，孩子们到了读书的年龄，就由父母亲自教导。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展现为这样温馨的画面：父亲篝灯夜读，为儿子讲授经史，讲到难懂处，母亲从旁出一解语，便有一语中的效果。黄夫人最擅长的是品评人物，瞻淇称之为“揣度机宜，与余上下，古今名言伟论层见叠出，实具高世之识。”因为爱中有敬，瞻淇很愿意听从妻子的规谏劝导，“结褵至今二十四年，从无一语相龃龉”。

黄夫人一向身体健康，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作为四十二岁高龄产妇生育第九个孩子后，仍然强健如常。然而半个多月后，她忽然出现产后发热症状，未及施以医药，便痰厥离世。瞻淇痛失爱妻，伤心惨目，却碍于老母年近八旬，不得已隐忍悲恸，而泪水辄涔涔不能抑止。他为妻子撰写了情感丰沛、娓娓动人的长篇《行述》，内容溯及岳父母两个家族。可惜，瞻淇在《行述》中，只以夫人、孺人代作岳母、妻子的称呼，没能为两个传奇女性留下闺名。

从明季甲申到康熙末叶，黄家人用七十年时间，走完了由乱世到承平的代际交替。作为处在仕途上升期的崇祯朝官员，黄国琦目睹北京沦陷，亲历金陵易主，先降闯军而复归南明，最终在清朝统治下老于林泉。黄六鸿是遗民子弟，幼年遭遇离乱，却较早参加了清朝科举考试，并在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的康熙年间进入官场。担任知县期间，他整顿治安、与民休息，致力于地方社会的战后重建，并取得显而易见效果。行取进京后，他试图融入更高层面的王朝政治，但效果不甚理想，反而误打误撞进文学史公案当中，留下一抹不甚体面的侧影。张夫人是明、闯战争中的将门遗孤，她遗传了父亲的勇略，却没有延续对故明政权的认同——即便打着复明旗号的郑成功兵临南京城下，她依然敦促丈夫北上，参加清廷会试。异常艰险的战争环境，塑造了沉毅果敢的英雄女性，尤能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保境安民。

到了黄女、吴婿一代，改朝换代的阴影已经尽数散去，他们随父宦游，虽然人生也不免坎坷，但最关心的无外乎科举仕途、联姻结媾、家族延续。然而相对平淡的生活，并未削弱他们的人格魅力。这对士人伉俪将前两代人的乱世生存智慧，自然内化为承平世道的社群生活智慧，把慈孝、勤俭、敦睦、淡泊的儒家美德，与爱、尊重、理解、包容的人性暖流，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现出中国传统家庭生活的样板式图景。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识》2024年第1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