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7 日，97 岁的李兆基去世。一代地产大亨的传奇，以相对完满的方式落了幕。至此，香港商界 " 四大天王 "，已经离世三人。唯有李嘉诚，还深陷舆论的漩涡。

这一次，依然是有关 " 大撤退 "。3 月 4 日，李嘉诚再度悄然出手，将其遍布全球的 43 个港口，打包卖给了与美国政府密切共生的资管集团——贝莱德。时值特朗普宣布想要夺取巴拿马运河，号称 " 不能让中国染指这条战略水道 "，作为焦点的两个巴拿马港口，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巴拿马人曾调侃说，巴拿马没有国家利益，只有个人利益。李嘉诚方面也在传递这个信号：在商言商，让生意归生意，让政治归政治。长江和记实业（下称长和）的新闻稿也谈到，这项交易是纯商业性质，与政治新闻无关。但特朗普显然不这么看，长和公布消息十小时后，特朗普就宣布了 " 胜利 "，" 美国政府将收回巴拿马运河 "。

巴拿马运河巴尔博亚港

抛开卖港口影响几何不谈，几十年来，李嘉诚不断抄底又卖出，无不与政治局势的风起云涌息息相关。在国际博弈修罗场的巴拿马，说与政治新闻无关，那多少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评价香港和李嘉诚：" 你看香港有什么？地产商和投资者。李嘉诚有什么畅销全球的产品么？没有，他只是收购地产、港口、零售业、通信公司。"

对于李嘉诚这一代香港富商来说，时势，即是生意，哪里有局势波动和突变，哪里就是他们做生意的地方。不少媒体对比他与霍英东多么不同，的确，两人有相似的发迹之路，但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切皆因历史大势中的不同选择。

从这个角度讲，时势，即是命运。

港商崛起

李嘉诚这一代香港富商，故事大多是相似的，却又因个人抉择，走向截然不同的境地。

他们生于动乱时代，发迹前有着相似的人生际遇：乱世漂泊，亲人离世，艰难求学，在父辈言传身教中培养了商业嗅觉。英商集团的溃败，给了他们从不同渠道赚取第一桶金的机会。他们在战后崛起，低价收购大片土地，建住宅或发展物业收租，经营酒店、港口、码头及超市药店；靠着政府特许产业，进军赌场、电力、通信、能源，然后形成垄断。

霍英东疍家艇户出身，出生起就在舢板上，过着 " 能吃一天算一天 " 的生活。7 岁父亲病故，一家人上了岸，住在又破又旧的地方，忍受着肺痨的威胁。他当过铁匠、铆工，做过修理工。

小霍英东 5 岁的李兆基，不是香港本地人，出生在顺德，6 岁就当过学徒。战争年代无书可读，他独自来港闯荡。与李兆基同岁的李嘉诚，也是广东人。日军进犯潮汕，兵荒马乱中，一家人移民香港。这一年李嘉诚 12 岁。不久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15 岁不到，便辍学去塑料贸易公司上班，" 每天工作 16 小时 "。

倒是何鸿燊算是富家子弟，但也在幼年经历过重大家族变故，父亲与三位叔伯，炒股大赔欠了巨额债务。几位叔伯或精神失常，或自杀身亡。父兄则逃往越南。何鸿燊不得不收起纨绔子弟的做派，在香港甚至一度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尽管世道艰难，但这些富豪们，却并非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白手起家。李嘉诚很快投靠了有钱的舅舅，在其钟表铺上班，还娶了表妹庄月明，岳母给过不少经济支持。李兆基本是来自商人之家，来港时带了 1000 港币，利用熟悉货币兑换业务的优势，在几间银铺挂单，从事外汇买卖和黄金生意。香港沦陷时，何鸿燊已经来到澳门，进入负责战时粮食贸易的联昌公司，给大名鼎鼎的佩德罗 · 罗保当秘书。

霍英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他靠着多份苦力活，以压断一根手指的代价，积累了一些积蓄，与人一起开了间杂货铺。

1945 年，日本投降，殖民政府拍卖日军遗留的物资，如大小船只、发动机、水泵和各种破铜烂铁等。霍英东意识到，那些被视为废铁的机器，只要稍加维修，便能卖出好价钱。就这样买进卖出间，他赚下了第一桶金。几年后，靠着这些钱，他开启了海上驳运业务。

另一边，李嘉诚在 1950 年辞去销售员工作，创办了塑胶厂，自己当起老板。

香港富商的发迹史，也是香港的历史。其中，霍英东和李嘉诚，是这种香港叙事的两个典型。殖民时代前期的香港，是自由港口，英国殖民政府推行低利得税，限制社会福利支出、最低劳动保障，实行自由贸易、资本自由进出。战后，拥入香港的移民达到了一个高峰。人口，以及以有价证券、黄金、外币等形式涌入的资本，为千疮百孔的香港，注入了复苏的血液。

李嘉诚敏锐，洞察到向来只重贸易的香港，将迎来制造业的复苏。这是他在英文杂志《当代塑料》 中琢磨出来的：未来，将是塑料引领的时代。1950 年，22 岁的李嘉诚在筲箕湾租下一间破旧厂房，挂上 " 长江塑料厂 " 的牌子，寓意不择细流，汇聚百川。

他本瞄准了内地市场，觉得前景可观，而且英国政府在 1950 年 1 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很快，香港财团和商人便意识到中英关系的错综复杂。朝鲜战争，让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急转直下，美国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港英政府也实施了封锁令，限制与内地物资往来。许多商人望而却步，李嘉诚也不例外。

霍英东，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暗中向内地贩运物资。这段 " 战火情义 " 经历，让霍英东和包玉刚等人与大陆结下了深厚情谊，也使他们被美国政府拉进了 " 黑名单 "。1995 年，霍英东接受传记作家采访时，首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但是，" 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

但在当时，城中谣言四起，传其因走私军火，将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谣言甚至波及他在香港的地产业务，很多买了房的人，上门要求退款。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推测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港英政府不满他已久，放风混淆视听，二是得罪了一些地产界的同行，尤其是后起之秀。

彼时，香港已经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房市、股市 " 枝繁叶茂 "。作为最早杀入楼市的商人之一，霍英东首创了 " 售楼说明书 "，也就是 " 卖楼花 " ―分期付款，由此房地产才变成人人可参与的投资行业。

就这样，纵横跌宕间，霍英东很快成了 " 楼市大王 "，盛极一时。但属于李嘉诚的时代，也很快就到来。

霍英东转身，李超人进击

霍英东 " 楼市大王 " 的风头，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和港英政府的矛盾，正在一点点积压。

1960 年代初，霍英东和新华社驻港人员成为友人。1964 年 9 月，他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大典。为了避开香港移民局，他绕道澳门，坐了 10 个小时的汽车，转道杭州，最终与观礼团一同进京。

那是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邓小平。

他在自述中坦承自己对中国内地的感情，很快招来了港英政府的刁难。1965 年，港英政府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计划，拍卖面积达 27 英亩的黄金地段。他下标几千万，最后落标时，港府却告诉霍英东：这块地不卖了，打算收回来。

1967 年，香港工潮风起云涌，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甚至爆发流血事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 " 激进分子 " 霍英东，决定暂避风头，去海外避了一段时间，但回港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新的风波—— " 星光行 " 事件。

星光行是 1962 年就开建的项目，位置极佳，由霍英东参与合资的九龙置地公司主导，共投资 3000 万港币，是一个大型地产项目。霍英东个人承担 1750 万，即总投资的 60%。

星光行的一个大租户，叫中艺公司，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港府认为这是霍英东亲中的表现，于是对其进行整治。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 " 黑名单 "，所有星光行租客不能买卖美国产品，收银机也不行。

租客们对星光行望而却步，霍英东不得不以超低价租出。电话公司还出恶招，打电话给有意向的租户，警告不要租星光行。于是，商家不断撤离，星光行成了死楼。霍英东最终以 3750 万港元，卖给了英资置地公司，损失可谓极其惨重。

此时的霍英东，变得越发谨慎，瞻前顾后。他称，时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选择和决策，令他错失了很多良机。" 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就像是走钢丝、险象环生。" 霍英东日后回忆说。

此后的霍英东，只得低调从事一些基础设施工程。某种程度上，他的确是逆势而为。朝鲜战争时期，所有人都对内地望而却步，他一意孤行。明知有来自港英政府的特殊 " 关照 "，他还是毅然前往北京。逆势的他，却顺了自己的心。

代价就是，他在香港商界，已经无法呼风唤雨了，甚至不再意气风发。而新的地产大亨，正来势汹汹。

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等，在地产市场狂飙突进，接连创造财富神话；到了 1970 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新鸿基的郭得胜有 " 工业楼宇之王 " 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 " 百搭地王 "，郑裕彤荣获 " 鲨胆大亨 " 的美誉，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新的四大家族，迅速崛起，将 " 前浪 " 霍英东拍在了沙滩上。

尤其是李嘉诚，他眼看着 1960 年代中期社会动荡、楼市大跌、商人出逃，此时的他，凭着塑胶花生意，完成大量原始积累，趁机以超低价大量收购地皮和旧楼。

李氏抄底哲学，至此展露。不得不说，李嘉诚对时局的判断，的确更加冷静和精准。他知道，眼下的动荡，不是繁荣的终结。果然，两三年后，港英政府强势干预，香港经济复苏，楼市恢复了活力，李嘉诚低价收购的地皮，价值猛增。

1973 年，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令全球经济蒙上阴影，李嘉诚如法炮制，大肆抄底各种资产。1970 年代末，李嘉诚原本对收购外资洋行没什么兴趣。1978 年，他把大量九龙仓洋行的股份，转让给了包玉刚。但仅仅一年后的 1979 年 9 月，李嘉诚宣布，要收购汇丰银行手中另一家洋行——和记黄埔 22.4% 的股权。随后他持续增持，直到 1981 年成功上任和记黄埔的董事局主席。

这为李嘉诚登上亚洲首富，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样的抄底套路，在 1986 和 1987 年的油价暴跌、1997 年的香港回归与亚洲金融风暴，及 2008 年金融危机等历史性大事件面前，李嘉诚都得以完美复刻。

时间回到 1970 年代末，人们很快会知道，中国和英国开启了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而接手和记黄埔的李嘉诚，顺势成为香港的第一个华人 " 大班 "。

属于李超人的时代，已经来了。

" 有什么不能卖？"

1978 年，霍英东再次受邀来到北京天安门观礼，一同受邀的，还有李嘉诚。

邓小平向他们表达了中国将要改革开放的决心。李、霍二人，都激动地表示，希望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回港后，霍英东立刻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占地 6 万平米的宾馆，但觉得不够。彼时，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提出，外资投资一片空白。他选择在中山建一个温泉酒店，又在酒店周围建了内地第一个高尔夫球场，扩大宾馆的规模和配套设施，比如购物中心、骑马射击场、儿童游乐场等。宾馆的落成，也伴随着中山乃至整个广东经济的腾飞。宾馆接待了无数海外侨胞和外国人——来旅游的，投资建厂的，谈贸易合作的。

另一个疯狂大胆的项目，是工程更大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它也一同开建，投资 2 亿，拟建 34 层高。而南沙更寄寓了霍英东的宏愿。1980 年代中期，他首次踏足还是一片滩涂的南沙，便想着借助此地，贯通珠江三角洲，将广东、港澳的经济连成一体，把它建造成广州的尖沙咀。

关于霍英东集团在南沙投了多少钱，外界一直众说纷纭。2015 年，也就是霍英东因癌症去世的 9 年后，其集团对《南方 . 都市报》首次披露，已投资 60 亿元人民币，其时已竣工 23 个项目，其中 14 个是公共服务设施。

尽管今日之南沙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霍英东来说，南沙是他的夙愿，只是长期以来波折不断。这种冲动，并不那么符合商业逻辑，而是凭着一腔热血。

1980 年代，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相对要谨慎得多。1980 年，中华商会主席王宽诚组织一大批优秀的香港企业家，来到深圳蛇口工业区考察。霍英东和李嘉诚都来了，后者还颇为活跃，问当时的蛇口负责人袁庚，能否让港资入股，参与蛇口建设。但袁庚没有回应。

这种微妙感，让李嘉诚对内地投资显得小心翼翼。其实，他在 1986 年就开拓了跨国业务，但却在 1990 年代之后才正式进入内地。时间节点，正好是 1992 年底，十四大召开，提出 "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李嘉诚成了响应最积极的香港富商。

1993 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 70% 的股份，共同投入 60 亿元建设；同时开建的还有北京王府井的东方广场。除了地产，他还投资码头、电厂和公路等。

但不到 20 年后，李嘉诚便频繁抛售内地的地产项目，其中包括不少地标建筑，如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心、南京国际金融中心等。内地地产巅峰时期，李嘉诚几乎打包甩卖了众多商业地产项目，高位离场。

等人们回过神来，李嘉诚早已转向欧洲，" 买下了半个英国 "，控制英国约 25% 的配电市场，近 30% 的天然气供应市场，约 7% 的供水市场，近 40% 的电信市场和近 1/3 的码头，以及 50 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

彼时，国内媒体反应强烈，一度喊出 " 别让李嘉诚跑了 "。但李嘉诚理直气壮，多次表示，撤资是一个大笑话。在他看来，在商言商，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是常情。

2018 年退休后，李嘉诚那套买卖逻辑，完美延续下来。随着全球经济局势越加动荡复杂，抄底投机与避险意味更加强烈。眼看英国脱欧、俄乌冲突，长和开始大规模甩卖欧洲资产，光在 2022 年 3 月，就抛售在英资产总值接近 2000 亿元，英国仇李情绪渐涨。特朗普重返白宫，誓要夺取巴拿马运河，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和黄悄没声地准备甩卖手中的港口。

从工潮、股灾，到回归谈判，从 1997 年回归到金融危机，" 时势 " 带来的数次波动中，李嘉诚总能低价拿下自己看好的地产和公司。买入、卖掉，寻找新目标，继续买入再卖掉，几乎是他一以贯之的操作手段。

有什么是不能卖的？

他曾指着脚下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中心，说：" 这个永远也不会卖。"

2015 年，长江实业、和记黄埔公布了重组方案，新成立的长江和记、长江实业，注册在英属开曼群岛。这意味着他的 " 长江 "，已不属于香港。永不迁册的承诺，就此打破。

这样的撤退，增加了本地人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中文大学会计学院范博宏教授说：" 未来香港最需要的就是，一代大亨退休、去世之后，香港能不能有新的创业精神出来，新的事业闯出来。"

如何不分裂？

考察霍英东和李嘉诚的商业轨迹，会发现一点：霍英东所接受的赞誉，大多来自非商业的一面。李嘉诚所受的非议，则来自其对资本逻辑近乎无情的恪守。在后者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他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

但今天的人们可能忘了，李嘉诚其实也有过好名声。

1981 年 7 月，李嘉诚登上《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封面，黑框眼镜，穿着超人的服装，飞翔在香港的天空上，" 李超人 " 之称，誉满全城。

受邀国庆观礼后，他坐火车走访西安、成都、武汉和广东，回港后，决定在潮州捐建 14 栋群众公寓，还要求当地媒体不要宣传。次年的蛇口之旅中，他给袁庚留下了深刻印象：残汤剩羹打包带走，捐建大学却出手大方。

那一年起，李嘉诚陆续斥资 18 亿，资助创办汕头大学。

港剧《大时代》中，原型为李嘉诚的韦嘉诚一角，为人刚正不阿，拒绝行贿香港华人证券会而受到排挤。翻开 2000 年之前的杂志，关于李嘉诚的文章，大多充满了成功学的意味，他的奋斗史、致富经、品德和家教，以及对年轻人的建议，为人津津乐道。

一位香港作家评价说，李嘉诚在香港呼声最高是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和已经老去的大亨不同，他既不是何东那样的本地买办，也不是从上海来的有钱人包玉刚、邵逸夫。李嘉诚是白手起家的典范，有了钱、又到世界各地收购资产，打着香港资本的旗号，" 李嘉诚就是狮子山精神的化身 "。

但现实是，随着香港的阶级差距不断拉大，狮子山下，难再凝聚共识。2010 年，香港一个年轻人试图远离李嘉诚的一切，最后发现，自己用电、喝水，都离不开李嘉诚。2013 年，一名小学生在作文里写 " 李家的城 " —— "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 "，引发了广泛共鸣。

李嘉诚，不再是一个 " 香港梦 " 的代名词，而成了 " 万恶资本家 " 的化身，这种批判，是否是一种情绪宣泄？其实已无关紧要。李嘉诚，有他自己的陷阱和终极矛盾。

一边，李嘉诚曾公开谈自己的理想，谈财富的意义，谈商人的道德与责任。他喜欢范蠡和本杰明 · 富兰克林。范蠡不断改变自己，以迁就社会，不断退隐，完成了对自身意义的追求；富兰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参与缔造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和黄邀请许知远写文章赞美李嘉诚，称其 " 通过李嘉诚基金会，向世人表明，财富的力量应该用来推动社会进步 "" 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 " ——那段时间，李嘉诚常把基金会挂在嘴边，说是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是践行社会责任的最好途径。

但另一边，李嘉诚跳不出自我的陷阱，面对外界的批评，他的辩护词看似响亮，实则苍白：对他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他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和虚假的道德说教。

乔 · 史塔威尔是资深亚洲问题专家，他在《亚洲教父》 一书中指出，以李嘉诚为代表的 " 富豪教父 "，他们喜欢的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和物业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许可证领域，竞争者很少，容易组建卡特尔获取垄断红利。

他们把大量现金流，分散投到全球不同市场上，享尽红利，避尽风险。他们极其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 却不屈服于政府政策引导性产业，这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内部经济的健康发展。

财经作家吴晓波讲过一个故事，说他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受邀给李嘉诚写官方传记，但因种种原因搁浅了。吴晓波编完两本跟首富有关的图书后，得出一个结论：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德行是否是商人的必备素养，也许是个无休止的话题。如果换个角度想，如今李嘉诚，可曾想过给自己出一本怎样的传记？

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叮嘱儿子们不要出版自己的传记：" 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 这抛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拥有一切的首富，最终要如何在一本传记中完成自洽，而非呈现自我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