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临时接到会议通知，还要在这“中西哲学与中国社会：暨谢遐龄教授八秩荣庆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我一方面固然感到荣幸，另一方面也是有些惶恐。四月初，谢老师生日刚过，某次聊天，我提及今年是他八十华诞，他回复说“大概要夏天办”，欢迎我这个“编外”人员到时参加。
那么这里我就从这个“编外”说起，说说我和谢老师的哲学因缘。
我不是谢老师的编内学生，也没有上过谢老师一天课，我对谢老师的认识最初完全是“纸上得来”。最早应该是在1987年，我还在长春上学，偶然从《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题为《哲学研究中的笛卡尔主义倾向》的文章。从此，我就迷上了谢老师的文字，直到今天，可谓近四十年“不改初心”。“哲学王子”徐英瑾说他把《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从头到尾抄了一遍，我是没有这个“童子功”，但当年，《哲学研究中的笛卡尔主义倾向》却是几乎能够背下来的！
肉身初见谢老师纯属偶然。那是1990年代初，我在上海社科院读研究生，有一天在河南中路中国科技图书公司门口见一对中年男走过，其中一位器宇轩昂，似有昂首天外之慨，我猜是谢老师，不免激动上前招呼，请诸位猜猜，路遇粉丝的谢老师是怎么回复的？就寡淡的一句“你是复旦的学生吗？”啊！
九十年代初，很少有跨校选课的制度和通道，我甚至没有去过五角场。不过，在淮海中路的三年里，我还是有机会听了一次谢老师的讲座，就在在我们研究生部顶楼的报告厅。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天谢老师讲的两个梗：一是讲人是目的和人是手段，谢老师说在上海坐公交车，经常被人拿胳膊肘顶着自己的背，他愤然谴责这是把人当手段；二是说到国人经常“权利”和“权力”不部，国语里两者的读音也都一样，但沪语倒是清晰区别开来的（上海话中“利”念li，“力”念lie）。2007年我在普林斯顿时与吴以义先生聊到上海人和上海话，以义先生还赞赏谢老师这个观察“发人所未发”。
前面说我没上过谢老师的一堂课，其实不算特别准确。1996年博士毕业后，我到玉泉任教，曾与当时在复旦念在职博士的郁姓同事一起去过五角场，那次不但见到了谢老师，那个晚上还在谢老师的课上听他讲了《纯粹理性批判》。之前就听说谢老师经常在课上提起牟宗三先生，于是在那次课上我就等待着这一幕的出现，还真是让我等到了——所以，我其实是上过谢老师的课的，虽然这要部分归功于我的那位同事。
2018年元月，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2017年度年会在中北校区展开。我在会上做了题为《古今中西之争的哲学求解》的报告，其中涉及谢老师晚近的哲学工作，刚好谢老师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三十多年后与在大学时代耽读其论著的这位大作者同台，这无论如何要算是一种难得和难忘的记忆了。
谢老师对我很客气，在会后的宴席上点名说：“应奇对我很客气，我一本旧书重版了，他还写了一个书评！”这指的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豆干文《扬弃之扬弃》，没想到谢老师竟然看过。这篇文章后来收在我的文集《理智并非干燥的光》里，对那本集子谢老师也曾称道说：知人论学，颇为允当。
客气归客气，谢老师犀利逼人的风格一如既往。在我发言时，他就微信我：“古今中西”这个框架要慎用，一是它没有把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及其流变包含进去，二是当今做哲学社会科学，还是要加强实证研究。其言似大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况味也。
2021年十一月，我在崇明西沙召集一个小会，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邀请谢老师与会，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全程参会，照例发表了指导性见解。我记得他在长江堤边踏月而归时慷慨论道的情形——有人说当《民主新论》的作者萨托利开讲民主时，所有人都只能侧耳倾听，这么多年下来，我得说，谢老师每开讲，都是有这般效果的。
今年是康德诞生诞生三百周年。《社会科学报》想约谢老师写一篇文章，但没有谢老师的联系方式，就请我代为约稿。这一次，谢老师还是慷慨地应允了。文章发表后时，谢老师把链接转给我，还发来他的原稿，这是我最近一次学习谢老师的哲学文字。
谢老师诚然是以康德研究的名家。他的康德研究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特色和贡献的，而其中最具有表面特色的一点，似乎是通过强调物的两重性（指的是“自然的、社会的这两重性”），从而把康德对于自然与自由之区分与马克思的商品两重性学说联系起来。这里之所以说是“表面”，是因为这种“联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受到新康德主义影响的第二国际的修正社会主义；这里之所以说是“特色”，是因为谢老师的哲学见地已经远远超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的哲学视界，后者是建立在试图丢掉物自体重写康德哲学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而谢老师的康德研究和对于康德哲学潜能的发挥恰恰是基于他对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的精湛解读和重构的。
如果把谢老师的这部分工作植回以国际性的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概念的重构为背景和指向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来理解和定位，我们就会发现，谢老师对在这个历程中具有枢纽地位的李泽厚的范式所实现的转进。李泽厚同样批判所谓伦理社会主义，甚至同样强调实践的本体论维度，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借用哈贝马斯的表述，那么我们就可以、也应该说，与哈贝马斯一样受到二十世纪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更深浸染的谢老师，已经通过“清洗”（这是谢老师在康德研究阶段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李泽厚的更具有生产主义色彩的实践概念，而站到了更为进阶的哲学地平线上，甚而至于在主体性哲学尚如日中天时就提出了所谓人之消解论，至于是不是把这种范式称作“交往的”或“对话的”反而并不是第一重要的了。
顺便说一句，我之所以要在这里“翻旧账”，是因为我认为谢老师这部分工作的贡献和意义似乎没有得到过相对公正的评价。我以前在关于《扬弃》的那篇小评中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谢老师的工作在复旦以外的哲学界产生的影响似乎与其贡献并不相称。请允许我在这里再开个玩笑，我认为谢老师应该在深受他思想影响的丁耘教授献给李泽厚先生的名文《启蒙主体性和三十年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余也不材，自度智薄力弱，从来只是谢老师思想的消费者，而不是赓续和发扬者。但是扪心自问，多年来确实一直受到我在别处称作“以旺盛的哲思引领着‘大道多岐’的解读路径”的这位“创榛辟莽的先行者”的启迪和沾溉。
我也经常向自己的学生宣传和宣讲谢老师的哲学思想，虽然大多数也是像我自己一样其实并未真正登堂入室，所得殊浅。但也有个小小的例外，去年一位学生和我合写了一篇小文，叫做《“实践转向”范式下康德哲学何为》。应我的要求，我的学生去念了谢老师的书，在文章中试图运用《扬弃》中对康德时空理论的辩护对峙“实践转向”的始作俑者杜威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评。虽然，这还主要是学生的一篇小小习作，但是且容我稍作自夸，我对于其中取得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准确的表述应当是，谢老师的工作以我为“中介”所取得的效果，这也可谓效果历史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吧！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虽未必能缚住苍龙，但既长缨在手，就也还是要继续漫卷西风下去的。就我自己而言，下一步工作应该就是要把谢老师对康德哲学的解读及其蕴含的哲思“运用”到对于二十世纪哲学的解析去，我希望，至少到谢老师九十岁时，自己能够完成这项或许最终仅仅是学案体的工作。
最后，让我引用康德最喜爱的拉丁语作家贺拉斯在长信《诗艺》中的诗句作结：
人们说尤利西斯厌倦了奇迹
当他望见了葱郁而质朴的伊撒加
曾因幸福而哭泣。艺术就是伊撒加
属于绿色的永恒，而非奇迹。
它也像河水一样长流不息
逝去而又留存，是同一位反复无常的
赫拉克里特的镜子，它是自己
又是别的，像河水一样长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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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